劇變-讀書筆記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是戴蒙德在2019年出版的最新著作，他從自己早年經歷過的一次個人危機說起，概括了應對個人危機的一套方法，之後用六個不同國家面對危機的案例把這套方法應用到國家層面，最後分析了當前日本、美國和全人類面臨的主要危機。
個人危機
戴蒙德的父親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母親是語言學家和鋼琴家。這樣的家庭背景讓他從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本科在哈佛大學讀生物化學，學習成績優異，發表過論文，還學會了六門語言。從哈佛畢業之後，戴蒙德信心滿滿地申請去英國劍橋大學讀研究生。結果，一到英國就傻眼了。他導師研究的課題，是一種叫電鰻的魚到底是如何放電的，他給戴蒙德分配的工作是研究電鰻發電細胞的移動。但是，怎麼研究、怎麼設計實驗，導師通通沒有告訴他，需要他自己摸索。
在美國的時候，戴蒙德習慣了導師帶着學生做實驗，完全沒有辦法完成這麼獨立的科研工作。迫不得已，他只好離開了這個實驗室，改去研究人的膽囊如何傳輸鈉離子和水。這個研究比電鰻容易多了，但是在做實驗的時候，戴蒙德依然舉步維艱，難以取得進展。他這個曾經的天之驕子，瞬間變得像「廢柴」一樣。這讓他相當絕望，在劍橋只待了一年，就準備放棄研究工作，還計劃利用自己的語言天賦，去聯合國當同聲傳譯。
這個時候戴蒙德的父母建議他再嘗試一個學期，如果還是不行，就同意他轉行。有了父母的鼓勵，也想好了後路，戴蒙德回到劍橋做最後的嘗試。結果在兩位更資深的研究員的幫助下，終於在膽囊研究上有了重要的進展，三年之後，順利拿到博士學位，又在哈佛大學找到了教職，這才開始了他開掛一般的「跨界人生」。那麼應對危機，有沒有一套普遍適用的方法呢？
戴蒙德說，當時他對自己的身份、價值觀和世界觀都產生了巨大的懷疑。他意識到，危機出現，不管原因是什麼，本質上都是人的心理危機。所以，他就從心理學家那裡找到了一套處理危機的方法，叫「危機治療」。心理治療師概括出了至少12個要素，幫助人們應對災難、變故帶來的心理創傷。這12個因素，對應對的危機的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同的情況下，相關性和重要性也不同，我們把12個因素歸納為4條。
第一，正視危機，承擔責任。危機來臨，不要迴避問題，或者把問題都歸於他人和客觀因素，而是要承認自己正在遭遇危機，同時勇敢地承擔責任。第二，充分評估，劃定界限。對自己面臨的局面做出充分的評估，確定哪些和當前的危機有關，哪些無關，清楚地劃定界線之後，才能有選擇性地做出變革。第三，勇於求助，同時保持耐心和靈活性。遇到危機時，我們需要坦率地向他人尋求幫助，借鑑他人應對危機的方法，同時保持耐心和靈活性，勇於嘗試不同的辦法，不要期望一下解決所有的問題。第四，保持個人認同和自信心，不過分依賴他人的評價，接受真實的自己。
戴蒙德正是因為他做到了其中幾點。首先，他承認自己遇到了危機。其次，他努力尋求各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很坦率地向朋友、父母和更有經驗的師長求助，在父母的建議下，他保持了耐心和靈活性。但他也反省道，當時自己也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他沒有準確地對自己做出評估，而是低估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同時高估了自己的語言能力。他後來意識到，自己雖然有一些語言天賦，但是離聯合國同聲傳譯的要求還差的很遠，如果當時放棄學業去做同傳，估計會失敗得更慘。
戴蒙德是一個把「人類文明」當作課題來研究的學者，他分析自己如何度過人生的難關，當然不只是為了找到個人應對危機的方法，而是要為如今人類要面臨的更普遍的危機，找到解決方案。在他看來，人類目前正面對着四個主要的世界性危機：
一是核武器的爆發式增長，特別是這些武器有可能落到恐怖分子手裡；二是氣候和環境變化，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海水酸化和氣候變暖；三是各種資源的減少甚至枯竭，可能會導致嚴酷的國際競爭；四是全球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這導致了恐怖主義加劇和移民、難民危機。
那麼面對這麼多世界性的危機，我們是應該怎麼辦呢？對於這個問題，不管是戴蒙德還是任何人都不能給出簡單確定的答案。戴蒙德把我們當前的局面比喻成一場賽馬，有兩匹馬在全力衝刺，一匹是「破壞之馬」，另一匹是「希望之馬」。隨着人類科技的發展，這兩匹馬奔跑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至於誰會贏，取決於我們如何應對。在他看來，前面提到的個人危機的治療方法，也可以用來應對那些更普遍的危機。
針對不同危機，應對策略不同
雖然危機治療是一套普遍適用的方法，但是不同的危機，重點不同，應對的策略也應該有所不同，所以戴蒙德在講的時候，也會有所側重。
智利
智利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南美洲政治上最穩定、經濟上最富裕的國家，他們有相對統一的民族，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後代，有着比較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漁業資源，非常有利的地緣政治環境，高山和沙漠擋住了鄰國的威脅。但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智利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動盪，遭遇了突發的政治危機。首先是1970年左翼政治家阿連德成為智利總統，開始推行一系列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政策，結果導致了智利經濟的崩潰，再加上冷戰的背景，反對阿連德和左翼政黨的呼聲越來越高。僅僅三年之後，智利軍隊發動政變，出動飛機和坦克攻擊總統府，阿連德自殺身亡。之後軍隊接管了智利，建立了臨時軍政府。當時所有人都認為，這個臨時軍政府很快就會把權力交還給人民。結果沒想到，軍政府的首領皮諾切特一個人把持了權力。在他任上，幾千名左翼人士被殘酷殺害或者無端「消失」，被抓起來的人超過了全部智利人口的1%。超過十萬人逃離智利，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涯。
那個時候，智利的情報局有超過四千雇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嚴刑拷打、刑訊逼供，他們甚至在智利境外發動了很多場刺殺行動。最誇張的一次是1976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距離白宮只有14條街的地方，用汽車炸彈殺死了阿連德政府的國防部長！皮諾切特的殘酷程度和希特勒有一拼。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和美國的幫助又確實恢復了智利的經濟，皮諾切特還通過各種媒體，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慈祥的父親和虔誠的天主教徒，以此蒙蔽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右翼分子。後來，隨着越來越多的暴行被披露，1990年，皮諾切特終於在一片反對聲中下台，結束了自己17年的獨裁統治，左翼人士重新主導了智利政治。這個時候，他們面臨着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是要徹底清算皮諾切特對左翼犯下的罪行，消滅他的餘黨；還是不計前嫌，與右翼分子合作，共同發展智利。
這些當年被皮諾切特迫害的左翼人士，很多都流亡到歐洲，經歷了一番顛沛流離，也看到了歐洲國家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之後，他們認識到，現在不是進行清算的時候，他們不能讓鐘擺在左右兩個極端之間不斷搖擺。於是他們勇敢地選擇了妥協，號召所有人團結起來，建設一個「全民的智利」，努力實現和解。他們容忍了軍政府的勢力繼續發揮作用，讓智利的政治獲得了穩定，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
智利的案例是一個典型的內部衝擊造成的危機。在這四十多年裡面，智利經歷了慘痛的教訓，也積累了一些重要的經驗。不管是失敗還是成功，都和領導人能否準確評估國內局勢相關。阿連德和皮諾切特的失敗，都在於對智利做出了不切實際的評估。他們兩個人的政策都顯得過於極端，激化了國內的矛盾。而皮諾切特之後的民選政府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歸功於他們對形勢的評估要客觀得多、政策要務實得多。此外，他們還始終堅持了智利完整的國家認同，促成各方之間的和解。
德國
二戰後的德國就是一片廢墟，幾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毀掉了，七百萬德國人在戰爭中喪生，一千萬人無家可歸，經濟全面崩潰，國家先是被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四個國家占領，之後又被分裂成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兩個國家，連首都柏林中間都被砌起了柏林牆。這個時候德國人需要面對的是如何重建的危機，是一個典型的漸進過程。德國人用四十多年的時間，從一個民生凋敝、人人唾棄的戰敗國，發展成了歐洲第一大、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成功實現了兩德統一，並且在歐洲政治中發揮着主導性的作用。
在戴蒙德看來，德國能夠成功應對危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正視危機的成因是自己犯下的戰爭罪行，勇敢地承擔了戰爭的責任，徹底審視納粹的歷史，堅決肅清納粹的餘毒。
1970年，當時的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在給華沙的一處猶太紀念碑鮮花之後，他沒有按之前的計劃行事，而是突然跪了下來，這就是著名的「華沙之跪」。這一跪表達了德國人為戰爭罪行懺悔和改過自新的決心，這種姿態使得德國與歐洲各國，特別是東歐國家的關係得到了實質性的改善，也給勃蘭特贏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戴蒙德這樣評論了勃蘭特的這一跪：在當今世界，外交聲明無不是字斟句酌，再由領導者照本宣科地讀出，而勃蘭特在華沙猶太區的舉動無疑樹立了一個典範，它代表着一國領導人為本國給他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而真心實意地道歉。想想許多國家的領導者從未做到這樣：美國總統沒有對越南人民這樣做，日本首相沒有對中國和韓國人民這樣做，斯大林沒有對波蘭和烏克蘭人民這樣做，戴高樂也沒有對阿爾及利亞人民這樣做。
在去除納粹餘毒並真誠道歉的同時，德國人也保持了自己傳統的核心價值和國家認同，比如對社會福利和科學文化的重視，再比如，相比其他西方國家更強的集體觀念，等等。此外，聯邦德國還充分利用了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的援助，改善自己的狀況，然後保持耐心，抓住了蘇聯政治動盪的時機實現了兩德統一。
「危機」意味着某些極端的，常規手段難以處理的情況，它可能成為打倒一個人、破壞一個國家的原因，也可能成為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迎來新生的契機。如何面對危機，如何利用危機，顯示了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的智慧。戴蒙德在書中提到了尼采和丘吉爾的兩句名言，我把它們放在最後，與你共勉。尼采說：凡是殺不死我的，必會讓我更加強大；丘吉爾說：永遠不要浪費一次好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