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城市-讀書筆記
本書作者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特邀成員。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和人口的空間大變局！作者綜合近幾年的最新學術研究和調研成果，結合大數據所呈現出來的情況，說明了城市內部的發展規律，即隨着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所占的比重會隨着經濟發展而越來越高；在「規模經濟」的邏輯下，城市發展呈現出「人從農村集聚到城市，從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從城市的外圍集聚到中心城區」的規律。
這本書也同樣引入「空間均衡」的概念，從「活力「宜居」「和諧」這三個城市發展所追求的目標出發，論述了在國家、地區、城鄉、城區郊區等層次中，應該如何順應「向心力」所塑造的普遍規律與趨勢，進行規劃與選擇。
在本書中，作者強調，基於城市治理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規模經濟效應，那麼人口密度高，不一定是城市治理問題的根源，反而可能是解決擁堵、污染等城市問題的出路。通過展開關於向心城市體系的論述，作者試圖扭轉社會公眾對「城市」概念的認知誤區和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成見，使城市真正能夠為人民需求而建、而生，真正實現 「創新之城」「生態之城」「人文之城」的三位一體，並進一步釋放城市的經濟活力，為經濟發展創造制度紅利。
這些內容，我想對於大家平常生活中的決策，比如說就業、置業、到哪裡讀書、在哪裡買房，應該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一些做企業的朋友，如果你在經營一家餐館或者咖啡館，也有可能你是在做製造業，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決策就是企業的選址，把自己的企業開在哪裡，把目標客戶群布局在哪裡，都跟我這本書有密切的關係。
認識「向心城市」
什麼是「向心城市」？作者的團隊分析對比了2020年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從而研究整個國家人口流動的方向，總結說隨着經濟發展階段提高，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城市、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市中心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這一方面是由於收入高了，就要消費更多服務，而服務又要面對面地進行，於是，人口密度變得更重要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勞動成本越高，一個國家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就越弱，而大量服務因為是不可運輸的，無法在國家間進行貿易，所以發達國家總是比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占比更高。
當服務業占比越來越高的時候，人口的空間分布會發生什麼變化呢？答案是人口會越來越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向大城市的中心城區集中。這就是「向心城市」的意思。
「向心」趨勢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其城市化率已經高達80%，甚至90%，人口仍然是從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一個國家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從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是伴隨着整個現代化的過程的。
那麼從城市外圍向中心城區集中怎麼理解呢？作者提到了「逆城市化」和「郊區化」的現象嗎？
首先，逆城市化。如果真的有所謂的「逆城市化」，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對一部分人群來講，可能在人生的特定階段，選擇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但這並不改變城市化的大趨勢。
第二，有些國家，在一段歷史時期，是在政府政策的主導下推進了工業化，比如說蘇聯。蘇聯解體之後，這種「扭曲」出現了反彈，城市創造的就業短暫地萎縮，城市化率略有下降，但是，這種情況也不是常態。
其次，郊區化。在工業化的時期，大量就業崗位就在城市的郊區，住在郊區，反而方便。特別是在小汽車和高速公路普及的特定歷史時期里，人們的出行距離得以大幅提升。在大城市，隨着城市的不斷擴大，人口的不斷增長，有一些居民會從城市的市中心搬遷到郊區來。
以美國一些城市為典型，出現了大量的家庭從中心城區向郊區搬遷，希望能住一個大房子的現象。但是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後期到九十年代初，世界上最為有代表性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說紐約、東京、倫敦等等，人口又紛紛從郊區向中心城區重新匯集。 這種趨勢也在我們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初見端倪，這體現在生產和生活兩個方面。
經濟發展一定會使得這個國家逐步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再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原來在農村里要種田，所以人必須要跟田地結合在一起，人大量聚集在農村，而且這時候的人口分布，在空間上是相對來說比較均勻的，人是跟地走的。
進入工業化階段的時候，人就會向城市集聚。在農業社會裡的時候，人每天跟土地打交道，最多跟村裡的朋友一起玩一玩、吃喝生活很簡單。但到了工業化社會，人必須要在工廠里工作，跟流水線打交道，而且不同的企業之間有一個上下游的關係，那這時候，企業和企業之間會出現集聚的現象。這就解釋了人從農村向城市集聚的過程。
工業化的社會結束以後，人會逐漸進入到後工業化的社會，服務業的比重會越來越高。因為人都有一個天性，就是追求物質生活越來越好。消費也越來越多的時候，新增出來的消費會集中在哪裡呢？
以前我們在收入水平比較低的時候，有大量新增的消費集中在製造業所生產出來的製造品，比如說家用電器。但是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世界上有一個普遍的規律，就是當一個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約達到一萬美元之後，其實製造業產品在你的新增消費里所占的比重會飽和，其中尤其是那些耐用消費品。
什麼是耐用消費品呢？就是汽車；家用電器；服務消費，而服務消費當中，我們都會越來越重視服務消費的多樣性和品質。
服務業特別依賴人口密度。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比較容易產生人流，而對於從事服務業的人來講就比較容易發展起來。 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往往容易產生比較高的消費活力。
當一個地方人口多和人口密度比較高，促使服務業大力發展的時候，就會促進服務業之間的相互競爭。對於提供服務業的商家就需要進行差異化的發展。商家一進行差異化競爭，就會產生另外一個結果，就是多樣性。
所以，不管是從生產這一端，還是從消費這一端，人都會隨着生產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漸從缺乏服務的數量、質量和多樣性的地方，集聚到擁有服務的數量、質量和多樣性的地方，即人從農村向城市，從小城市向大城市，從城市的郊區又重新集聚到城市的中心地段。
能否干預
那麼你可能會問，我們能不能通過行政干預來控制這種趨勢呢？作者給出的答案是不行。為什麼呢？
是不是可以通過減少土地供應，讓人口集聚的趨勢慢下來？實際上的結果是，在人口流入的時候，如果不充分供應住房，就會帶來房價持續且高速地增長。
所以，通過政府的行政干預來使得人口的空間布局更加平均，可以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而實際生活當中，這種做法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可能來得更多。隨着經濟的發展和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絕大多數的人會選擇從農村向城市，從小城市向大城市，從郊區向中心城區來集中，尤其是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在自己五十歲之前，甚至四十歲之前的階段，正好是處於積累工作經驗和個人財富的階段，在人生的前半段，你可能會更加傾向於接受挑戰、財富積累，這時候，可能一些大城市比較適合你。
那有的朋友可能到了中年以後，想回歸寧靜的生活了，或者有一些大城市裡的外來人口想回到老家去發展，這時候你可能會選擇返回老家，回到自己熟悉的、或者壓力比較小的環境中，這時候，你可能在人生的後半段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每一種選擇都是值得尊敬的，並且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要為每一個人的每一種選擇創造條件。
人口集聚如何給城市帶來活力
在生產環節裡面需要人口集聚，在消費環節裡面當然也需要人和人之間的見面去消費服務，並且服務需要有品質和多樣性。那麼為什麼人口集聚會讓城市產生活力。
分享效應
城市活力來源的第一個機制是分享。什麼意思呢？如果這個城市有更多的人，或者有更多的企業，其實大家就可以分擔生產的成本。
比如，工業園。如果要建一個工業園，那工業園裡面需要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要提供用水、用電、網絡，甚至可能要配一個警察局。這些投入幾乎是固定的，如果這個產業園裡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集聚的話，這些企業所承擔的公共投入的成本就會降低。
對於政府來講，除了在局部去投資建設一個工業園，這個城市還需要基礎設施的投入。
比如，我們為什麼會在大城市看到更加密集的地鐵和機場？因為大城市的機場航班起降的數量和頻率，要遠遠高於一些小型的機場航班起降的頻率。
這個時候，大城市的機場就可以通過不同的航空公司和不同的航線來分攤機場的運營的成本，這就可以使得機票的價格降下來，但是小城市的機場就很難做到這一點。
學習效應
城市活力來源的第二個機制是學習。學習有兩種形式。
第一種學習是在干中學。什麼意思呢？就是熟能生巧，你越干越好。
第二是跟別人學。大量的創新人才集聚在一起，在工作場所相互交流，甚至下班之後一起喝杯咖啡，都是在學習。這在經濟學裡叫「人力資本外部性」。
就是我們在一個人口規模比較大的城市裡，通常也是大學生匯集的地方，你不管是在工作單位的團隊裡，還是在自己的朋友圈裡、鄰居圈裡，都會碰到更高比重的大學生群體和專業技術人員，大家一起去吃個飯，喝個咖啡，或者周末和朋友聚一聚，一起聊個天，其實大家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相互的學習和信息的交流，而這種效應是能夠提高大家的收入水平的。
比如，家裡有老人需要有照顧，那麼需要有護工；自己不想做飯，那我們到外面去吃飯來解放自己的時間，來做更多的消費和學習。那麼這種在生產和生活的環節裡帶來的勞動力需求，把它稱為技能互補性。
所以實際上，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時候，你會觀察到，不只是大學生集中到大城市，其實有一些學歷並不是很高的人，也在大城市裡從事相關的服務業。
城市裡面有大量的快遞小哥、外賣員、家政服務員、餐館裡的服務員在提供生活服務，以使得我們很多朋友能夠通過這些生活服務來改善我們的生活，解放我們的生產率。
匹配效應
只有企業和員工大量聚集在一起，才更加容易相互找到適合自己的對方，產生高效率的匹配。
比如，作者有一個經濟學界的80後朋友，他的太太在美國讀博士學的是氣象學。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這樣一對伴侶，他們各自都想找到與自己的專業匹配的工作，可能真的只能是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因為這樣的大城市裡，你要找一個經濟學家的工作比較容易，同時又能找到氣象學專業的工作，也比較容易。
那麼，根據匹配效應，其實男性和女性的匹配也往往在大城市更加容易一些。比如在美國有傳統的所謂「常青藤學校」，在最近這些年，位於大城市的學校還發展得比較好，但是位於大農村的一些學校，發展就沒有那麼好了，其中最為有代表性就是康奈爾大學，為什麼呢？原來大學教授的配偶往往也是大學教授，但是有可能還從事着不同的專業。
如果到康奈爾大學去找工作，可能這個大學看上老公，沒看上老婆；或者看上老婆，沒看上老公。於是這對科學家夫婦會做另外一個選擇，他們到紐約去找工作就比較容易。比如，一個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另外一個進了紐約大學，相對來講，科學家夫婦就比較容易同時在大城市找到工作，這實際上就有利於在大城市的大學招攬到一些比較好的人才。
污染、擁堵、高房價如何緩解
城市人多，有了生氣，也讓人生氣。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但人的心理，往往更加容易關注到負面的那些，比如人多了以後城市就會變得不宜居，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如果按照人少、人多來劃分一個城市是不是宜居，馬上就會碰到一個悖論，如果一些小城市很宜居，那你為什麼不去呢？ 宜居也包括人性的追求，比如說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就業機會，對宜居的追求本身應該包含對經濟發展的追求。
擁堵、污染等「城市病」
儘管以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呼之欲出，人們對城市的人口增長依然心懷疑慮，常常認為城市人多會帶來交通擁堵、污染、高房價等「城市病」。其中，「城市人口多，則更擁堵」是最流行的看法，但這個看法到底有多對，還是要看數據。
那麼完全沒有擁堵是不是一個城市的理想狀態？ 作者認為，一個城市的交通流量是有波峰、波谷的，如果你在交通流量處在波峰的時候，連早高峰都完全沒有擁堵，那就意味着在中午的時候，是有大量的資源閒置的，那為什麼城市不能把這樣的物理空間，用來造更多的房子和辦公樓，包括公共服務的空間呢？
所以，經濟學家通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要告訴大家一個很樸素的道理：把擁堵治理到完全通暢並非是一個城市最合適、最優的狀態。
既然擁堵在城市裡總是一定程度存在，那麼，相較而言，是不是人多的大城市，擁堵就比小城市格外嚴重呢？
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用大數據的方式去測算過一個城市的擁堵指數，我們的數據發現，平均來看，在中國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組別，擁堵指數大約是在1.7多一點點，而在最小的、人口最少的城市組別，其實擁堵指數也有1.6左右。換句話來講，其實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只有大城市擁堵，小城市不擁堵。
總的來說，人口規模是擁堵和污染的原因之一，但是它和擁堵、污染的相關性並不高。 你通過控制城市的人口規模，其實並不能夠有效地去治理這個城市的擁堵和污染的問題，那怎麼辦呢？從政府的角度來講，你應該去治理這個城市的問題，而不是去治理這個城市的人口規模。
其實一個城市的擁堵和污染主要跟城市的治理是相關的。 比如，當一個城市面臨污染問題的時候，如果一個城市處在工業化的階段，且對於環境沒有相應管制的時候，這個城市的污染問題就會比較嚴重。
現在隨着新能源車越來越普及，大家知道如果我們使用新能源車的比重越來越提高的話，汽車尾氣的排放，未來就不是一個問題了。在污染方面，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出行方式的改變，更加鼓勵公共交通，通過使用清潔能源緩解污染問題；在城市的擁堵方面，就更多去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另外就是城市的規劃。
住房供不應求
房子供不應求，大家都想要住大房子，這個時候怎麼辦呢？只有不斷地、持續地、盡最大努力地增加住房供應。
第一，就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增加城市的建設用地。
第二，增加住房用地的供應。傳統上來講，我們的地方政府比較傾向於把建設用地用來造工業園和寫字樓，其實一個城市是可以增加一些住房用地的供應的，我們國家的城市，如果去跟發達國家城市比較，城市裡面的工業用地占比是明顯偏高的。
第三，就是住房用地里可以適當放鬆點容積率，就是把樓稍微造得高一點。
第四就是住宅的密度。
第五政府還是要充分地供應廉租房和公租房，滿足低收入群體的需求，並且要把覆蓋面擴展到穩定就業和居住的外來人口。特別是在以服務業為主要產業的大城市，大量崗位在市中心，廉租房和公租房的供應不能離中心城區太遠，如果是在城市外圍，要靠近軌道交通線。
當然這種在供給的措施，只能讓住房緊張、房價和房租上漲的趨勢得到緩解，但是並不等於能讓大城市的房價回到在中小城市的水平。大城市的房價高，因為大城市提供了很多見面的場景，包括消費和一些公共空間。
所以你的房價和房租里已經包含了享受這些空間的價格。如果你在家裡面做「宅男」，每天在家裡睡懶覺，不去跟朋友見面，甚至不到一些城市公共空間裡去活動，你就虧了。
總的來說，城市的擁堵問題是與城市的人口規模及其空間分布緊密相關的。城市規模擴大，有其帶來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的好處，但這件事情是有代價的，代價之一就是房價，代價之二就是擁堵。在城市面對面交流的好處、房價和擁堵三者之間存在着某種最優組合。
如果要在三個維度上同時改善城市的生活質量，並且提升企業的競爭力，那麼就只能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技術和管理的改進來緩解擁堵。造地鐵、加強對於交通違章的管理、像新加坡那樣對中心城區的車輛徵收擁堵費，這些都可以在改善擁堵的同時，不影響城市競爭力和生活成本，而且可以釋放城市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