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的悖論-讀書筆記
作者瑪麗安娜·馬祖卡托，經濟學家，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價值經濟學教授，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創始人兼所長。她被美國《新共和》雜誌評為「三位最重要的創新經濟學家」之一；2014 年，獲《新政治家》頒發的政治經濟學斯佩里獎；2018年，獲列昂季耶夫獎。她也為世界各地的決策者提供有關創新和可持續增長的建議。2015年9月起，馬祖卡托任英國工黨七人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其他委員還包括明星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和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8年起，擔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DE）安赫爾·古里亞的特別顧問，2019年加入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到底是哪些人在真正創造價值？它不僅事關分配公平，而且會極大地影響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馬祖卡托深入鑽研過去300年間經濟學界對價值的相關思考,梳理現代經濟中豐富的產業故事,以全新的視角，帶領讀者重思：什麼是價值？如何界定創造者與攫取者？增長從何而來？
什麼是價值
價值對於經濟學，是最底層的問題，整個學科的理論都得建在這之上。幾百年來，經濟學界對價值到底是什麼，哪些活動產生價值，哪些活動不產生價值，至今是一筆糊塗賬。我們通常認為亞當·斯密是「經濟學之父」，但它並不是從亞當·斯密講起，而是從重商主義和重農學派講起。
重商主義對價值的理解很簡單，他們認為金銀等貴金屬就代表了價值，貴金屬越多、國家財富就越多。這是經濟學對價值最早的理解。在重商主義之後，法國出現了一個經濟學流派叫做「重農學派」，這個學派非常重視農業。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叫魁奈，他認為，重商主義說得不對，貴金屬不代表真正的價值，只有土地才是所有價值的來源，人類吃穿用度的原材料全部來自土地。所以魁奈認為，第一產業，也就是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等，這是生產性的、創造價值的行業，而其他產業，包括工業和服務業，都沒有創造新價值，而只是做價值的流轉。
法國重農學派否定工業生產能夠創造價值，而英國當時是工業化的火車頭。所以不奇怪，魁奈的觀點一提出來，就遭到英國經濟學家的猛烈抨擊，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就是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和魁奈一樣，同樣反對重商主義，認為貴金屬不代表真正的價值；和魁奈不同的是，亞當·斯密認為土地也不能創造價值，真正創造價值的是人類勞動，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的起源。根據這個定義，農業和工業都是生產性部門，土地和工廠、機器一樣，是人類創造價值的生產工具。亞當·斯密認為，工業才是價值創造的主力軍，農業次之，而服務業是不創造價值的。
古典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嘉圖，進一步提出了一個疑問：既然工業比農業創造更多的價值，那為什麼在當時，擁有土地的大貴族比工業資本家更富有呢？李嘉圖提出了著名的「地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收益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被地主階級拿走了。他認為地主階級壟斷了土地這個稀缺資源，隨着人口越來越多，對土地的需求越來越大，但土地的供給不能再增長，所以土地的價格，也就是地租會不斷上漲，地主階級就越來越富有。同時，地租漲了，糧食價格也會上漲；為了讓產業工人能夠填飽肚子，他們的工資也必須跟着漲，這就擠壓了工業資本家的利潤。在李嘉圖看來，新興的工業資本家是創造價值的「好人」，而壟斷土地的舊貴族是坐收漁利的「壞人」。
李嘉圖的這個看法當然受到了新興工業資本的熱烈推崇。但是，李嘉圖沒有回答一個問題：同樣是工業部門，工業資本家本人並沒有比普通工人多付出多少勞動，但他們怎麼就比普通工人多得了成百上千倍的收入呢？就像美國歷史上著名工人領袖海伍德所控訴的：「野蠻的黃金大亨——他們沒找金子、沒挖金子、也沒打磨金子，然而不知用了什麼古怪的鍊金術，他們得到了所有黃金。」
這個秘密最終由馬克思揭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獨創性就在於，它可以組織大規模生產，讓工人產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不管是農業、工業還是服務業，它們的一線勞動者都在創造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被另外一些人所瓜分，這些人包括：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地主以及擁有專利和特許經營權等稀缺資源的人。
但新古典學派認為，價值多少和人類勞動無關，它只取決於對消費者的有用程度，也叫做「效用」。但是「效用」它因人而異，還隨時隨地都在變。價值取決於「效用」，就讓價值變成一個完全主觀的東西，根本沒法客觀衡量。我們怎麼知道誰創造了價值、誰攫取了價值呢？沒法知道。新古典學派直接取消了「價值創造」的問題，認為一個東西只要能夠在市場上交易，那它一定對買家具有「效用」，這就自動證明了它的價值。在新古典學派看來，勞動、資本、土地，這些都是生產要素，它們都在市場上獲得了各自的價格，所以它們都創造了價值，剝削是不存在的。實際上，新古典學派在1960年代成為經濟學「正統」之後，關於「價值」的討論就從經濟學主流話語中消失了。帶來的後果是，原來古典學派認為不創造價值的「價值攫取者」，比如收租者、放貸者等等，紛紛改頭換面，搖身一變成為了價值創造者，理直氣壯地從經濟體系中大撈好處。
價值攫取有什麼方式
價值攫取有什麼方式呢？書中提到很多，比如，風險投資、壟斷、金融化和專利權。我們今天就主要來了解一下金融化和專利權。
金融化
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再到熊彼特，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金融業雖然可以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但它本身並不創造價值，只是進行了價值的轉移，所以屬於非生產性行業，金融業產值並不計入GDP。但是，從1960年代開始，隨着新古典學派成為主流，經濟學界開始轉變觀念，認為金融業並不僅僅是賺利差錢，而是在為社會提供金融服務，它屬於服務業的範圍，同樣是生產性的，同樣創造價值。
隨着主流學界的觀點改變，再加上金融業自身堅持不懈的政治遊說，到1970年左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把金融業納入GDP計算，同時對金融業放鬆管制，金融業迎來了大爆發。到2002年，美國銀行業賺取的利潤占全國企業總利潤的40%。雖然這個比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跌到了10%，但四年之後的2012年又快速回升到了30%。金融業利潤的增長遠高於勞動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
金融業的高利潤到底是怎麼來的呢？金融業人士當然相信，這是他們憑實力賺來的。比如美國著名投行高盛，它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陷入巨額虧損，靠着美國政府242億美元的救助才活過來，然而僅僅一年之後，高盛CEO布蘭克費恩就敢理直氣壯地宣稱：「高盛員工是世界上生產率最高的人之一」。
金融業的效率是不是真的有他們自己說的那麼高呢？馬祖卡托認為不見得。我們把金融業和零售業來做個比較，它們都屬於服務業。通常來說，一家零售企業的規模越大、效率越高，它賣相同產品的價格就越便宜，比如沃爾瑪就以「天天低價」著稱。但奇怪的是，這個規律在金融行業是不存在的。
根據書里的數據，1951年，美國前九家共同基金總規模為147億美元，平均管理費率為0.62%；而到了2015年，前九家共同基金總規模達7.2萬億美元，擴張了將近500倍，然而平均管理費率卻漲了將近一倍，為1.13%。你看，規模擴大了，收費卻更貴了，這說明60多年來金融行業的效率並沒有提升，反而降低了。
如果說金融業利潤的提升並不是因為自身效率變高了，那會不會是因為，金融業促進了其他產業的發展，作為回報，其他產業願意把高利潤分給金融業一部分呢？好像也說不通。如果金融業確實大大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讓經濟增長加速，那麼一個合理的推測是，GDP的增長速度應該快於金融業本身的增長速度。然而實際情況是，很多國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後，金融業的增速比GDP增速快得多，這意味着金融業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在系統內空轉，對其他產業的促進效果並沒有那麼大。
根據馬祖卡托的判斷，金融業的高利潤既不是來源於它自身生產力的持續提升，也不是因為它對其他產業有多大的促進作用，那麼還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就是金融業的暴利來自壟斷所帶來的租金。根據書里的數據，2010年，美國五大銀行控制了超過96%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我們熟悉的期貨、期權、掉期交易等等，這些都屬於金融衍生品交易。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英美政府加強了對金融業的監管，但監管也進一步提高了金融業的門檻，讓金融業的壟斷程度進一步提升，金融業進行「價值萃取」的能力也就更強。
不過，讓馬祖卡托最擔心的，還不是金融業本身的「價值萃取」，而是隨着金融業的利潤越來越高，它會反過來產生「虹吸效應」，把大量資源和高端人才從實體產業虹吸到金融部門。而實體產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也不得不開啟金融化過程。根據馬祖卡托的觀察，英美大公司的金融化程度是最高的。
比如，在21世紀初，福特汽車發明了一種新的分期付款購車方式，叫做「個人合約計劃」，這種貸款允許消費者在按揭期間就換新車，而且可以像次級貸一樣，被證券化之後進入資本市場交易。各大汽車廠商有樣學樣，紛紛推出「個人合約計劃」，它們越來越依賴金融產品而不是製造汽車來賺錢。同一時期，通用電氣的子公司GE金融，為整個通用集團貢獻了將近一半的利潤。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普遍的金融化方式，就是股權回購。按理說，一個公司賺了錢，應該把大部分利潤再投入到公司業務當中，用來搞研發、搞生產，這樣才能保證公司未來的發展。但現在英美大公司的普遍做法是，把大量利潤用來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而投入業務的利潤很少。
根據書中的數據，2003~2012年標準普爾500指數中，449家上市公司把利潤的54%用來回購股票，37%用來發股息，只剩下9%用來發展公司業務。其中，包括微軟、IBM、惠普、英特爾等在內的7家大公司尤其誇張，它們用來回購股票和分紅的金額，已經超過了自身的淨利潤。
為什麼這些企業要進行大規模的股票回購呢？因為股票回購可以推高股價，而企業高管的薪酬是和股價掛鈎的。回購股票在短期內可以給高管和股東帶來巨大收益，但這是以犧牲企業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股票回購大行其道，表明金融化趨勢已經蔓延到了產業領域，企業高管更熱衷於「價值萃取」而不是價值創造。
專利權
金融化並不是唯一的價值萃取方式。馬祖卡托認為，在產業領域，特別是IT、製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專利權也是價值萃取方式。一般認為，專利權保護了知識產權，鼓勵了創新，從而對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在馬祖卡托看來，在專利權剛剛出現的時候可能的確促進了創新，但從20世紀開始，專利權就從促進創新的力量變成了對創新的阻礙。馬祖卡托說，我們可能嚴重高估了專利對於創新的重要性。
根據書里的數據，從1977年~2004年，只有10%的重要創新獲得了專利。這表明專利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重要。專利制度之所以被發明出來，並不是為了讓技術發明人長期擁有技術優勢，而是為了讓新技術能夠被全社會所共享。作為交換，專利制度給技術發明人一個獨家壟斷期，可以收取專利費；壟斷期結束後，技術就由全社會免費共享。
專利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後來在實踐中卻嚴重走樣。首先，在醫藥公司等利益集團的遊說之下，專利期一再延長，讓病人不得不長期忍受專利藥的高價。最誇張的是娛樂業，竟然通過遊說，把公司版權保護從40年延長到了95年。2021年米老鼠已經93歲高齡了，還得替迪士尼再打兩年工才能退休。
除了專利期的不斷延長，專利申請的領域也在不斷擴張。從1980年代起，美國的專利領域不再局限於具體的產品和技術，而是向上游擴展，把產品背後的知識也納入專利申請的範圍，比如數據庫、分析方法和科學原理。這就導致其他人如果不付專利費，根本就沒辦法開展相關領域的研究，而這些知識原本在出版物上就可以免費獲取的。馬祖卡托在書里這麼評價目前的專利制度：「專利的發展推動了尋租、價值萃取、價值破壞、戰略博弈以及公共資助的科研成果的私有化，但偏偏沒有促進價值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