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我操控了你的大腦-讀書筆記
2018年3月，臉書(Facebook)被曝出泄露數據醜聞，一家在2016年幫助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數據公司曾違規獲取8700萬臉書用戶的信息。網絡上發起了「刪除臉書」的活動。一周後，臉書股價暴跌18%，市值蒸發800億美元。
作者曾是身處這場風暴核心的心理戰諮詢公司「劍橋分析」的數據科學家。在書中，他講述了自己加盟「劍橋分析」，參與基於數據挖掘得出社交網絡用戶畫像，並預測及引導其行為的研究，構建可用於宣傳戰的算法系統，繼而捲入臉書、維基解密、特朗普競選及英國脫歐等一系列事件的全過程。
懷利在發現自己所效力的公司漸漸變成了一個操控民意，進而侵害社會、破壞民主的工具之後，站出來舉報了一切，並聯合新聞界向公眾發出警示：人們的身份和行為已經成為數據交易中的商品。控制信息的那些當今世界的強大企業，正以過去無法想象的方式操控着大眾的思想。任何人都很難逃脫算法的掌控。 懷利的舉報引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數據犯罪調查。他的故事不僅揭露了由流量經濟驅動的眾多公司內在的冷漠，也暴露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接下來我們分兩個部分來了解本書。第一部分，我們來看看懷利的成長之路，劍橋分析公司從創業到破產的過程。第二部分，我們來了解劍橋分析公司到底是如何控制他人大腦的。
懷利的成長之路
首先，我們從懷利的小時候開始說起，了解一下他的成長經歷；以及劍橋分析公司的創立、運作以及破產。
懷利的成長之路
懷利是加拿大人，劍橋分析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他12歲時，因生病只能坐輪椅行動。13歲左右，他開始製作網頁，建網站，學編程。後來，他開始混跡黑客社區。他從黑客理念中學到——任何系統，不論是一台電腦，一個網絡，甚至是整個社會，都有可能暴露自己的弱點和缺陷。作為黑客，他知道每一個系統都有弱點在等着被人利用。
經過治療後，懷利擺脫了輪椅，還在加拿大一個政黨那裡得到一份技術員的工作。那時候社交媒體正在興起，美國總統的競選工作會大量使用它們，18歲的懷利就被派去美國考察學習。
有一家美國公司負責收集數據，鼓勵選民投票。懷利去那裡考察了一番，開始學習使用一些基礎軟件包做數據處理。他當時相信科技向善，數據是一種向善的力量，能鼓勵那些被遺忘的人去參與政治。
考察結束後，他為加拿大那個政黨寫了一份報告，裡面講的都是技術。但加拿大的政黨對報告沒興趣，懷利就決定離開，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法律。
2010年夏天，21歲的懷利在倫敦租了一間公寓，念書，享受城市生活。而後，他接到一個電話，是英國一個政黨——自由民主黨打來的。他們聽說懷利研究過競選和數據庫，就想聽一聽這個小伙子有何高見。
自由民主黨的辦公室里貼着一張宣傳標語——「無人當被貧窮、無知或從眾盲從奴役」，這句口號很對懷利的胃口，所以他又開始為這裡工作。懷利一邊上學，一邊工作，還結交了各種朋友。
他認識了一個劍橋大學心理學博士，博士建議說，如果你想更深入地研究人格和投票行為的關係，就該用到人格五因素模型。這個模型把人格分成五個維度，然後評分。五個維度分別是開放性、盡責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經質。
簡單來說，盡責性得分高的人，學習成績可能更好，開放性得分高的人更可能成為創意人士。懷利說，人格五因素模型在預測選民行為方面，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後來，這個模型成為劍橋分析公司的核心理念。
幾年後，有人給懷利推薦了一份工作，他就去這家名叫SCL的公司應聘。SCL集團正是後來劍橋分析的母公司，而面試他的人名叫亞歷山大·尼克斯，是後來劍橋分析的總裁。
面試那天，尼克斯向懷利介紹，公司的大多數業務都和英國軍方、情報部門有關。英國政府不好公開進行的活動，會交給這家私營公司來干。SCL集團會在東歐進行對抗俄羅斯的宣傳，還在拉丁美洲開展反毒品計劃，煽動那些種古柯的農民對抗毒梟。懷利對尼克斯說，公司要想發展，就應該獲得更準確的數據，構建算法，瞄準更確定的目標人群。
當時，SCL集團正在做一個案例研究，他們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當成目標。這個加勒比小國有130萬人口，當地政府希望能預防犯罪，於是允許SCL讀取這裡的人口普查數據，電信公司也允許SCL能實時訪問當地任何一個人的數據。SCL選取一個IP地址，就能發現這個人在網上的蹤跡。
尼克斯當時在SCL公司負責操控加勒比海地區、非洲和南亞一些國家的選舉。懷利看不上尼克斯的傲慢和勢利，也看不上SCL缺乏道德感的商業行為，但他相信SCL仍然有許多好人，他所做的項目能夠造福世界，於是還是留在這裡，和心理學家、數據工程師一起工作，監控他人，影響和改變他人的思想。
劍橋分析公司的創立
2013年10月，懷利見到了一個叫史蒂夫·班農的美國人，向他演示SCL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項目，班農後來參與了美國總統的競選工作，還進入白宮擔任顧問。懷利調出地圖，地圖上逐漸出現一層熒光點，每個亮點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上面有他們的基本數據。懷利往上添加一個信息層，亮點就會變多，向外擴展，每個人的網絡瀏覽歷史就出現了。
班農問懷利，你們整的這些東西能改變文化嗎？懷利說，我們要做的是對文化進行定量分析，對文化進行測量；通過追蹤、測量、分析，就可以知道我們是否正在改變文化。
懷利還向班農解釋了，什麼是心理學上的「啟動」，要想改變文化，就要找到那些最容易被「啟動」的人，然後再逐漸擴散。班農看完懷利的演示之後，很想讓懷利把這套監控做法用到美國人身上。於是，見完班農後，懷利開始收集美國弗吉尼亞州居民的信息。他從一些私營機構那裡購買數據，也會搜羅持槍證、釣魚證等個人資料。
班農還對懷利、尼克斯等人許諾，我們可能會有2000萬美元的投資，而這個投資的人叫默瑟，是個內向的工程師，有計算機博士學位，曾經在IBM工作過，後來他專心把技術手段都用在了掙錢上。
2013年11月，尼克斯帶着懷利等人飛赴紐約，面見投資人默瑟。在默瑟的家庭聚會上，尼克斯和懷利講述了SCL的發展策略。默瑟聽得非常認真，在他的構想中，如果能在電腦上重建人類社會，輸入的都是真人數據，那麼就可以預測社會及市場的動向。如果能創建出這樣一個人工社會，那就擁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市場情報工具。
班農和默瑟的想法不盡相同，默瑟想賺錢，班農想用在政治上。但兩個人有相同的訴求，那就是用上帝視角來看待臉書、看待人們在網上的行為，以及他們在現實中的行為。
聚會結束後，默瑟決定投資SCL，他出資1500萬美元，占股90%。SCL出知識產權，占股10%。他們一起建立了「劍橋分析」公司。尼克斯曾向班農撒謊，說SCL集團在劍橋有辦公室，但實際上這個辦公室只是臨時租用的，裡面的職員也都是臨時雇來演戲的。尼克斯搞定了班農，班農搞定了投資，兩個人分別出任劍橋分析公司的總裁和副總裁。
劍橋分析的運作
懷利的心理學博士朋友，也進入劍橋分析公司工作，還介紹了幾位劍橋心理學專業的教授，他們後來都參與了劍橋分析的工作。其中有兩位教授曾經做過一個小程序叫「我的人格」，供社交媒體的用戶下載。用戶完成測試之後能獲得一份自己的人格畫像。就是平時我們點個讚，發表評論等等這些行為，作者說這些行為意味着每個人都可以被當作數據對待。
201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一個計算機模型可以通過臉書上的點讚數據，精準地預測人的行為。只要拿到某個人10個點讚數據，電腦模型對這個人的行為預測，會比他的同事還精準。如果有了一個人的150個點讚數據，預測準確率會比他的家人還高。如果有300個點讚數據，這個模型對他的了解，會比他的配偶還要高。所以，電腦在判斷人格方面是有一定優勢的。做市場營銷或者心理評估的，都很依賴把人當成數據來處理。把人當成數據來處理，這個趨勢會改變個人隱私的概念。
比如，「我的人格」這個程序，一個用戶下載、用了這個程序，程序開發者就能掌握這個人及其好友的個人資料。臉書用戶的平均好友數量超過了150個，如果1000個人用了這個程序，開發者就能拿到15萬人的個人資料，200萬人下載了這個程序，開發者就能拿到3億份個人資料。此前，SCL用過的最大數據集，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130萬人的個人檔案。當劍橋分析公司獲得投資之後，他們利用小程序和第三方機構，從臉書那裡拿到了幾千萬份美國用戶的數據集。
當時，尼日利亞有一些富翁會聘用劍橋分析來影響當地的大選。富翁們擔心，如果一個名叫布哈里的穆斯林候選人在大選中獲勝，就會把石油勘探權收為國有，縮減這些富豪的財源。為了毀掉布哈里，劍橋分析公司侵入了相關的郵箱和醫院病歷，挖掘對布哈里不利的信息。他們還向特定人群散播病毒小視頻。視頻中宣揚說，如果布哈里當選，就會在尼日利亞實施伊斯蘭教法，而後播放了一連串驚悚的畫面。懷利認為，公司的行為太齷齪了，他實在忍受不了公司的所作所為，就離職了。
劍橋分析的破產
2018年3月，《衛報》和《紐約時報》報道說，劍橋分析公司未經授權，訪問了5000萬份臉書用戶的個人資料，還通過數據分析有針對性地影響選民，協助特朗普贏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這份報道其實準備了很久，記者在懷利的協助下，揭露了劍橋分析公司的所作所為。
很快，劍橋分析和SCL宣布啟動破產程序，臉書的CEO扎克伯格接受美國國會的問詢。最終，臉書交納了50億左右美元的罰款。而懷利，被臉書和其旗下的照片牆軟列入黑名單，不許他使用這兩種社交媒體。
劍橋如何控制他人的大腦
那麼劍橋分析是如何控制他人的大腦的呢？劍橋分析的總裁尼克斯大肆宣揚自己公司的能耐，曾經向記者假扮的客戶炫耀說，特朗普贏得選舉，劍橋分析功不可沒。但是，誰也無法證實他們真的能改變別人的思想，操控了大選。懷利說，劍橋會有一幫心理學家和數據專家，琢磨怎麼激發、利用互聯網上的黑暗面，怎麼利用社交媒體和假新聞操控他人。
「把政治正確界定為一種身份威脅」
劍橋分析注意到，美國年紀較大的那部分人，從小就被灌輸了一套觀念，認為自己天生享有一定的社會特權。他們說話不比節制，像種族歧視，美國人認為，黑人很低劣，看不起黑人。但是現在很多人沒有這麼自由了。他們不得不約束自己的語言，不斷糾正自己在公眾面前的表現。
有一些年輕的白人男子還組成了「非自願獨身者社區」，他們找不到高薪工作。對他們來說，受歡迎的男性形象越來越高不可及，要高薪、要身材管理得好、要尊重女性，這讓他們內心充滿憤怒。
班農掌控劍橋分析之後，他要乾的一件事，就是把這些人心中的仇恨和憤怒給勾出來。認為自己享有社會特權的白人男子，總會高估別人對自己的關注程度，所以，要想讓他們感受到社交不適，就要向他們傳播這樣的信息——「想象有一天，你身在美國，但沒有一個美國人的名字你念得出來。這個名字的發音難度有多大？你記不記得有人曾因念錯了某個種族的名字而受到嘲笑？」
劍橋分析要給這些人建立一個信念——種族關係是一場零和博弈，少數族裔拿走的東西越多，你能拿到的就越少。別人要是主張政治正確，你就無法發聲。把政治正確界定為一種身份威脅，就會催發一種「飛去來器效應」，就是說，接觸到跟自己意見相左的人之後，我的偏見和信念反而會加強。
「強化認知偏差」
有一個心理學術語叫「公正世界假設」。一個人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公正的世界裡，如果有人發生了不幸，那一定是「事出有因」。如果發生了一起惡性事件，那受害者肯定也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對。表現出「公正世界假設」偏差的人，更傾向於責怪受害者。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找理由責怪受害者，能起到心理上的預防作用，幫助他們克服不可控的環境威脅所引發的焦慮。同時，還能安慰他們，讓他們覺得自己將會受到公正待遇。
劍橋分析發現，「公正世界假設」跟種族偏見的關係最相關。在美國，很多白人比黑人富裕，文化程度比黑人高。相信「公正世界假設」的人認為，造成這種社會和經濟差距的原因，要怪黑人自己，後者明明有那麼多時間、條件可以迎頭趕上，可就是扶不起來。針對這些人，劍橋分析會推送相關的敘事，強化他們的觀念。
煽動「黑暗三人格」
所謂的「黑暗三人格」，其中一個是自戀，極端以自我為中心；另一個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就是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無情的利己主義；最後一個是情感抽離，不能跟人產生共情。一般來說，「黑暗三人格」都屬於對社會適應不良，有這類人格障礙的人更可能作出反社會的行為。
劍橋發現，如果有人點讚了某個極端團體的帖子，算法就會把他和其他用戶區別開來。此後，推薦引擎會優先給這個人推送一些極端話題，給他一些量身製作的新聞，這樣做是為了提高用戶的參與度。我們知道，用戶參與度提升是一個重要的運營指標，參與度越高，看到廣告的時間就越長。所以，他們會想辦法利用一個人的弱點。
2014年夏天，劍橋分析公司開始在臉書上投放虛假信息，創立一些群組。在這些群組中，他們會發布能進一步煽動和激怒用戶的內容，等到群組到達一定規模，再組織線下活動，讓這些人能交流彼此的偏執和恐懼。因為劍橋分析觀察到，當人們發怒時，他們就會失去理性，聽不到任何解釋。換句話說，一個人被激發起怒氣，就更容易被操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