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金錢和孩子-讀書筆記
作者馬賽厄斯·德普克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顧問，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助理研究員，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中心成員。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清華大學訪問學者，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歐洲經濟協會成員，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經濟波動項目組聯合主任。
從美國到中國，無論富裕抑或貧窮，不管男孩還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樂成長，有所成就。然而，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卻千差萬別。美國和中國的父母越來越權威、專斷，「育兒戰爭」日益激烈；而北歐的父母相比之下更為寬容。這種轉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從中世紀到現代社會，從美國、英國、北歐到中國和日本，本書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研究了經濟激勵和約束如何影響了不同國家的育兒習俗，以及什麼才是好的教養方式。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實現機會平等和教育公平，幫助孩子立足未來是所有人的共同願望。
直升機父母
在書中作者為我們介紹了三種教養方式：專斷型，放任型和權威型。
專斷型
專斷型教養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絕對服從，並且對孩子施加嚴格控制。專斷型父母試圖用一系列行為準則塑造、控制並評估孩子的行為和態度，這種行為準則通常是由更高的權威制定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標準。他們將遵從看成一種美德，並在兒童的行為和信念與他們理解的正確行為發生衝突時，喜歡用懲罰性、強迫性的手段來限制孩子的自我意志。
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讓孩子循規蹈矩、限制孩子的自主權、給孩子分配家庭責任來灌輸其對工作的尊重。他們認為保持秩序和傳統結構本身就具有很高價值；不鼓勵在語言上相互讓步，認為孩子應該接受自己說的是對的。
放任型
放任型父母遵循了一種自由放任的方式，讓孩子們自主決策，鼓勵他們獨立。放任型父母試圖以非懲罰性、接受性和肯定性的態度對待孩子的衝動、欲望和行為。父母與孩子就家中政策進行協商，並且對家中規定作出解釋。父母對於家庭責任和有序行為幾乎不作要求。
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現為孩子按照自己的意願使用的資源，不是作為孩子效仿的榜樣，也不是作為負責塑造或改變孩子現在或未來行為的積極推動者。父母允許孩子儘可能自我調節、規範自己的活動，避免控制孩子的行為，並不鼓勵他遵循外部給定的法則。
權威型
權威型父母試圖以理性、問題導向的態度引導孩子的行為。他們鼓勵交流上的互相讓步，和孩子分享他們的方針背後的道理，當孩子拒絕遵循時徵求他的反對意見。自主意願和遵守紀律被認為同樣重要。因此，父母在孩子和自己發生分歧時對孩子施加堅定的控制，但不完全限制孩子。
父母強調自己作為成年人的觀點，但也認可孩子的個人興趣和獨特的行為方式。權威型父母既肯定孩子目前的行為，但也為未來的行為設定了標準。父母使用理性與權力，通過規律的塑造和思想的鞏固來達到目標，並且不基於群體共識或孩子的個人願望作出決定。
這是一個粗線條的劃分，你到底是專斷還是放任，主要看你怎麼處理孩子的分歧。最核心的一條分歧就是享受當下的樂趣和當前行為的長期後果之間你如何做權衡。父母總是比孩子更關心孩子的未來。
比如，有一位華裔母親震撼歐美教育界，這位母親叫蔡美兒，耶魯大學的法律學博士，自己在大學裡當教授，她給閨女立下嚴格的紀律，督促她們學音樂，寫了一本暢銷書叫《虎媽戰歌》，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
這位媽媽是典型的專斷型，中國父母也都是專斷型的，現在接受了西方文明，新一代父母都不再那麼專斷了，正慢慢轉向權威型。然而西方也發生了變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孩子，在自由散漫的環境中長大，現在他們當家長了，花更多的時間陪孩子，形成了一種「直升機父母」現象。 「直升機育兒」，它指的是在過去30年中變得十分普遍的高參與度、高時間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兒童撫養方法。向密集型教養方式轉變的趨勢不僅僅意味着監視與保護孩子，還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孩子選擇的活動，甚至孩子的交友與戀愛。
比如，有統計顯示，西方家長每周陪伴孩子的時間，這些年都在增長。加拿大母親每周陪孩子22小時，父親是12小時，美國母親達到16小時，父親是9小時。與上一代父母相比，荷蘭父母每周花在育兒上的時間增加了4個小時，美國增加了6個小時。考慮到西方家庭生孩子的數量在減少，每個孩子平均得到的陪伴時間就更長。 有另一個數據表明，6到8歲的美國孩子，玩耍的時間在20年間減少了25%，寫家庭作業的時間增長一倍多。2012年，美國家長每周平均花6個半小時陪孩子遊戲、閱讀、交談，平均每周花一個半小時指導孩子寫作業。
另一個調查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跟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相比，他們每周會花更多的時間陪孩子。從2003年到2006年，大學畢業的母親，平均每周照料孩子的時間比高中畢業的母親要多四個小時，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的母親，每周要再多半個小時。
這背後有一個「貧困陷阱」的問題，越是受教育程度低，越可能貧窮，越貧窮就越要花更多時間去掙錢，越沒時間陪孩子，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上大學的概率就越低，越可能貧困，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相反，受教育程度高、較容易掙錢的父母花更多的時間養育孩子。他們會減少自己的閒暇時間，會僱人做家務活，把工作之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他們在孩子的頭頂上盤旋，保證孩子少走彎路。
經濟的不平等
我們發現，許多父母的選擇最初看起來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最終還是歸結於經濟條件。經濟不平等程度再次成為焦點。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和變化在各個國家都有很大差異。在美國，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尤其明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平等社會
自1980年以來，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同時，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增長很快。從1980年到2014年，這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從10%增加到21%，增加了一倍多。今天，最富裕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貧窮的10%的家庭的38倍。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歐洲相對較低。
在美國，在收入分布的90分位點的勞動者收入是10分位點的6.5倍。在北歐，這一數字降為3。在法國和德國，這一數字比北歐略大一些，但仍然遠遠低於美國的數值。歐洲的不平等程度在過去30年間上升了，但不像美國上升得這樣快。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隨着時間的推移穩步增長，儘管其收入增速仍然低於富人的收入增速。
根據我們的經濟激勵理論，在更加平均的社會中，比如北歐國家，父母應該表現得更加放任。與之相對的，「虎爸」「虎媽」和「直升機父母」應該在高度不平等國家更為常見。育兒經濟學也預測了它們隨時間推移發生的變化。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較快的社會，父母應該更傾向於密集型；在收入分布變得更為平均的社會，父母應該更傾向於放任型。如果所有社會都變得更加不平等，那麼在不平等增長更快的社會中，密集型教養方式應該會更快得到普及。
不平等社會
在高度不平等的社會，虎媽虎爸直升機父母更為常見，不平等現象增長得越快，密集教養的方式就普及得越快。放任與直升機方式，在育兒上的一個反映就是價值觀差異。作者進行了一個價值觀調查，受訪者可以從菜單里選擇五個自己最認同的價值觀，菜單中包括獨立性、勤奮、責任感、想象力、對他人的寬容和尊重、節儉、決心和毅力、宗教信仰、無私和服從等等。顯然，服從是專斷型父母最認同的價值觀，而放任型父母更關注想象力和獨立性，權威型父母或者直升機式的父母，更看重勤奮。
65%的美國父母認為勤奮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但在北歐國家，這個比例是11%到17%，在德國，這個比例也低於30%。當然，這世界上最認可勤奮價值觀的就是中國，90%的中國父母認同勤奮。而只有23%的中國父母看重想象力。而瑞典、挪威都是高度讚許想象力的國家，有意思的是，意大利、法國、西班牙，這些最文藝的地方，父母對想象力的讚許，跟中國差不多。
這些價值觀沒有什麼優劣之分，我們認同勤能補拙、認同笨鳥先飛，華裔孩子在美國學校里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在全球的數學水平測驗中，中國學生的水準也是最高的。這都跟華人重視在家庭中的學業訓練相關，勤奮苦讀，是我們的文化基因，恨不得從科舉制度延續到高考，勤奮就是跨越階層的有效手段，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加劇，會讓今天的父母更相信教育的投資回報。
然而，中上階層的父母花更多的錢和時間投入到孩子教育上，收入低的貧困人口就面臨危險。本來就存在的育兒差距，可能會變成育兒陷阱，不平等代代相傳，長期阻礙社會的流動。密集教養是一件花錢的事，從請育兒嫂、保姆開始，到孩子上特長班學音樂、學體育，這些都是要花錢的。父母陪着孩子上課外班，就是要花時間的。富裕家庭對教育服務的需求高，學費和服務的價格就會上漲，貧困家庭就無法支付。
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更長，也更有質量，而未接受良好教育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時，參與度也較低。美國有一項數據顯示，父母上過大學，孩子上大學的概率就在80%，父母沒上過大學，孩子上大學的概率就只有40%上下。
這種育兒差距，很可能讓一些家庭從富足走向富足，另一些家庭只能繼續貧困下去。貧困家庭無法使用密集的、成功導向的教育方法，也不知道該如何使用父母的「軟實力」來樹立權威，就會靠體罰走向獨斷或者放任不管，這樣情況就會越來越糟，為了避免這種育兒陷阱的出現，就要靠政府。政府的政策：一是稅收，通過再分配減輕不平等現象；二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兒園，給幼兒園補貼，提供更多介入貧困家庭孩子的教育計劃。
育兒簡史
教育的興起和童工的減少解釋了為什麼在父母眼中孩子開始變得「昂貴」起來。他們不得不支付學費；更重要的是，孩子不再通過勞動為家庭收入做貢獻了。這些因素使父母的激勵轉向擁有小家庭。
比如，在1850年，英國家庭一般生育5個孩子，當時童工率在30%，掃煙筒一直就是童工的專屬工作領域，他們的身材能鑽到煙筒里去清掃，因此也有很大可能會得睾丸癌。採礦業也需要大量童工。直到1900年，英國家庭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才下降到3個，童工率也降低到5%以下，同時，在校學生的人數在上升，1850年只有不到10%的孩子上學，到1910年的時候，上升到70%以上。
童工率下降，學生人數上升，生育率下降。孩子漸漸不再被當成一個勞動力來看待，孩子變得昂貴起來。可即便是1900年，也有15%的英國孩子活不到一歲以上，只有到疫苗、抗生素這些東西出來，嬰兒夭折的數量才被降低。一百多年來，工業國家的生育率一直在走低，唯一一次意外是「嬰兒潮」。
GDP越高，生育率越低
作者說，之所以出現嬰兒潮，一是戰後人們對新生命的渴望，二是家用電器的普及，把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放了出來。在過去一兩百年間，人們越富有，生的孩子越少。當今世界，人均GDP越高的國家，生育率越低。經濟學家說，人們越來越看重孩子的質量，希望孩子成功且富有，投資在教育上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再靠數量獲得勞動力。
但童工現象在當今世界依舊存在，2015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世界童工報告》指出，截至當年全球約有1.68億名童工，其中8500萬名童工從事的是一些嚴重傷害兒童身心健康的工作。兒童教育年限低於4年的國家，每個女性平均生育4個孩子，如尼日爾。
生育率越高的國家，童工率越高，如布基納法索、幾內亞、塞拉利昂等，童工率在50%左右。在乍得、岡比亞、幾內亞和塞拉利昂，還實行一夫多妻制，超過20%的已婚男性至少有兩個妻子，這會導致一些父母將生女兒當成一項投資，但這些國家都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在印度和中國，近年來男性出生率比女性高10%，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把這種現象命名為「消失的女性」，相比男女大致相等的自然比例，中國和印度的父母更喜歡男孩，並且干涉了自然生產的過程，估計有一億女性就這樣消失了。
男女平等
在150年前，英國美國都還是典型的父權社會，女性慢慢爭取到財產權、選舉權。在這個過程中，對孩子的珍視推動了男女平等，那些生養了女兒的政治家更願意推進自由的而非保守的法案，來促進社會的進步。今天，文明國家會把男孩女孩一視同仁，在養育方式上並無太大的區別，不會為女性的職業設限，也不認為女兒的幸福就依賴於嫁個什麼樣的人。男女平等是文明的標尺，為女孩爭取權利，也是在呼籲一個更公平的世界。
珍愛孩子，這是現代文明的標誌。一兩百年之前，勞工階層還把孩子視為勞動力，必須傾全家之力才能維持生存，如今，現代家庭不需要讓孩子做勞動力，所以父母才能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成本，更看重孩子的質量而不是數量，更平等地對待男孩和女孩。
作者在書中還提到教養與階級的價值觀也會影響孩子，過去的二十年間，電腦行業和互聯網造就了大批的富翁。現在既然我們把孩子的教育當成一項投資，那肯定會考慮投資回報率。要想從中產階層上升到頂級富豪，就要看你是否在時代大潮中有足夠的運氣。否則，醫生和律師是最穩妥的職業選擇，也是最難的求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