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绵羊-读书笔记
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耶鲁大学担任过10年英文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过5年研究生导师。他的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势》在网络上点击率超过100万次。除了经常应邀在各个大学发表演讲之外，他还是一名颇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其文章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国家》、《新共和》上。
在本书当中，作者德雷谢维奇历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常春藤学校学生的“数宗罪”：过于自信却输不起；朋友圈同质化，固步自封；思维僵硬，与社会脱节，缺乏“常识性聪明”等，并提出“读藤校远不如读公立大学，学校更重视教育、教学方法也更灵活、更前沿”等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这些藤校外表上有特色，但在内里，都是“失去了灵魂的地方”。很多在藤校就读的学生没有使命和目标感，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而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这些标签的人，却能在人生道路上攻城掠地，在各方面成就自己。而有一些藤校生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可能只是上过某藤校。
常春藤学校不搞素质教育
美国有常春藤名校，能入选常春藤联盟的学校，都是世界公认的好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很多都成了社会名流，但 作者说，美国大学的教育方式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应试教育。所谓常春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但他并不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常春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最早的时候并不是一所很大的学校，它们只是一些地方贵族建的区域性学校，只招收本地的贵族子弟，但是在19世纪后期，美国铁路普及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把全国联系起来了。贵族们一看，各地的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该跟其他地区的贵族们相互结交一下。因此，就让孩子们上同一所学校，贵族们让原先建的那些精英大学，哈佛、耶鲁，面向全国招生。当然，这些大学仍然只面向贵族家庭，它们录取的学生要求必须会希腊语和拉丁文，平民子弟上的高中都是公立学校，根本不教这些内容，所以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精英大学原本是精英阶层的东西，是确保他们保持统治地位的手段。贵族们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儿外人其实也没法指责，哈佛、普林斯顿就是私立大学，本来也没有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
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10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可是，贵族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确实不够好，对大学来说也脸上没光。于是在1910年，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文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可是这样一改，犹太学生的比例迅速就增加了。后来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成绩好是一方面，还得有老师的推荐信，要通过校友面试，最好有一项体育特长，校友的孩子还会加分等等。后来形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特长之类的“素质”。
而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比如大提琴、击剑什么的。很明显，这些条件普通工薪阶层的孩子很难达到，如果你不是精英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人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
那么，像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那你肯定能被录取，但是不能是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想上耶鲁，你必须上7到8门选修课，参加9到10项课外活动，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一个孩子要想达到这个标准，他的高中生涯基本就要在不停的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和选修课中度过。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过日子，他们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是“不能输”，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害怕被别人超过，他们的自信心都是建立在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上。
大家都不喜欢应试教育，因为应试教育让一帮孩子削尖了脑袋去适应一个统一的考试标准，这会造成孩子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知道怎么考试，却不知道为什么考试。真的上了大学之后，这帮孩子的大学生活仍然是上各种选修课，参加各类课外活动，拿一个好的分数，让自己的简历熠熠生辉，等毕业时候找一份华尔街的体面工作，混迹上流社会。真正的素质教育是因材施教，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兴趣和特长，他们的发展路径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学校的任务就是鼓励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不一样，帮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但哈佛、耶鲁的优秀毕业生却基本是同一副面孔，你去翻他们的简历会发现，他们都是学霸，成绩一流，都担任过社团的学生干部，擅长好几项体育运动或者乐器，看起来特别正义，去盖茨基金会之类的慈善组织实习过，帮助过非洲贫困地区的儿童，等等。
美国人把这些素质叫做“领导力”，名校都希望培养出有领导力的学生，因为这些人进入上流社会，或者说的极端一点，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要大很多。所以，作者说如果高校的任务只是帮助学生找一份好工作，混的更好一点，那常春藤名校和职业培训学校好像也没有本质区别。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新闻杂志，从1983年开始对美国各所大学进行排名。学生家长们发现，哪个大学好哪个大学差，从排名上一目了然，于是排名好的学校挤破头，排名差的学校无人问津。然后好学校就越来越难考，录取率越来越低，而录取率低又是排名高的指标之一，越难考排名越高。到今天，哈佛的录取率不到10%。
芝加哥大学这所学校本来学风很严谨，它的排名其实也不低。可是学校太严格，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连聪明的孩子也不想来上，报名的人就没那么多，录取比例比很多同类学校高，录取率有20%多。但是芝加哥大学不满足，想和哈佛耶鲁一样，把录取率降到最低。于是，学校到处做广告做宣传，吸引学生和家长的注意力，然后调整录取方式，也跟其他学校一样，让学生多才多艺，很快芝加哥大学的录取率就降到了将近百分之十，学校排名也上升到了五六名，代价是失去了芝加哥大学的独特性。
新闻机构做出排名，家长和学生关注排名，按排名选学校，学校为了迎合家长，按排名的指标去调整，于是各个学校的教育方式越来越大同小异，培养出来的孩子越来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教不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大学老师到底该教学生什么呢？作者认为，大学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具体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建立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核心是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最核心的就是学会分析他人的观点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比如，我们上大学都要求写论文，为什么非要写论文呢？其实就是为了练习思考能力。论文的逻辑是很严密的，你必须写清楚自己的观点，然后老师会逐条逐点地帮你修改逻辑上的含糊问题，结构上的错误，论证证据的不足，驳论的机会以及预见可能的反对观点等等。好的思考能力需要你一堂课接着一堂课、一篇论文接着一篇论文地练习。
做这样的训练，必然需要老师不断地给学生反馈。也就是说，师生之间的交流频率必须够高。所以作者建议，课堂应该小而精，方便大家研讨。课堂的时间不是用来抄写笔记的，而是由教授带领，通过探究和讨论，让学生逐渐熟悉思考技能。上课不是灌输给学生他不知道的知识，而是教授引导学生围绕着某个主题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里，教授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迫使学生进一步展开解释自己模糊的回答，教授会帮助害羞谦逊的同学发现内在的自信，他接纳并鼓励学生，但同时引导并挑战学生。也就是说，要想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教授在课堂上的角色就不能是回答问题的，而应该是提问者，甚至有些问题连教授本人也并不知道答案，他也可以抛给学生思考。研讨课上的讨论是一种开放式的合作，在交流中能收获意外的惊喜和新事物，这就是共同思考模式。
大学的大部分课都是大课堂，几十甚至上百名学生在下面听课，老师只管在上面讲，很少跟学生互动。有些教授甚至只管讲课的部分，和学生互动的部分全部交给助教完成。学生根本得不到针对性的指导。更重要的问题是，大牌教授基本不给普通的本科生上课。这种情况在美国最一流的高校里面还很普遍。终身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给新入学的大学生上课的基本都是临时性教职员，像博士后啊、在读的博士生或者其他全职的非终身教授。
最好的老师不教学生，那学生还怎么能学会独立思考呢？作者说，因为在高校的办学逻辑里，教学是极其不重要的，科研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二战之后美苏争霸，双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压过对手，美国给各个高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研经费，这些大额的经费，促使整个大学系统把重心转向了学术研究，研究型教授成了好教授的标准。
从1960年到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翻了4倍，但是教授的平均教学时间却减少了一半。只有研究上取得进步才会被教育圈认可，本科生的教育根本不在大学教授的视线之内，硕士和博士就好一些，因为研究生已经可以给教授做科研助手了，他们得到教授的指导会多一些。另外，最近十几年还有一个新变化，那就是科技进步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了，高校用科研成果的使用权能直接换来收入。这就等于市场鼓励学校加大科研投入，尽其所能地招聘到明星教授，免除他们所有的教学任务，让他们把精力放在科研上。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对大学的排名。按照他们排名的计算公式，有15%的评分是关于学校的学术声誉的，所以对名校来说，搞科研还能提升学校排名，百利而无一害啊。于是我们就看到，大学特别看重科研型教授，他们获得了更多关注，学校给了更多资源。至于教育年轻的孩子这种事，得过且过吧。甚至，比较滑稽的是，如果你是一名大学教授，你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教导年轻人上，那么你可能会被认为学术态度有问题。
作者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一所一流大学教学，这位教授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给学生讲课，讲课水平也很高，深受学生爱戴。后来，他被学生们投票评上了学校的“最佳教学奖”。领奖的时候，学校的副校长一边给他颁奖，一般趴在他耳朵边说，“年轻人别担心，虽然你拿到了这个奖，但我相信你仍然可能有所作为的。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学校和教授的重心都会放在科研上。但是毕竟每年都有这么多年轻人进入校园，充满困惑、需要被指导，怎么办呢？让博士后之类的兼职教师去教学生，成本很低，还可以帮终身教授省出精力认真搞科研，一举两得。所以，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终身教授制度逐渐被临时教职员所代替。
根据统计，2011年美国高校里的终身教授人数只占整体师资的25%以下。临时性员工降低了成本，但降低了教学质量，因为他们缺乏教学经验，工资偏低，但同时教学任务又很重，因此过度劳累，压力过大，人员流动性也很大。而且，临时性员工教的主要是终身教授不愿意教的入门级课程。但是，初级课程对刚进校门的大学生有很深远的影响，基础打不好，未来什么都麻烦。
2005年一份针对美国大一新生的调查问卷显示，对大学教学质量非常满意的新生还不到六分之一。另外一份针对大四学生的问卷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觉得课堂很无聊。更可怕的是，现在仍然看不到改变的迹象，甚至情况还在恶化。大家可能会发现，这几年美国明显推出了很多网络课程，前两年网上有个传得很火的哈佛大学幸福课，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名校网络公开课。
很多人认为，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是大学教学的救星，它让远在非洲的孩子也能领略世界顶级教授的风采。作者认为网络公开课对大学的课堂教学来说是雪上加霜。教授们本来就不容易接近，网络课程进一步隔离了老师和学生，只不过是一种改良版教科书而已，它替代不了教授对学生的一对一指导，也与高等教育推崇的教学精神背道而驰。
本书说，其实网络课程是名校和第三方商业机构合作推出的，他们的目标用户根本不是什么远在非洲上不起美国名校的穷学生，他们实际上是想把知名大学的网络课程推销给第二三梯队的大学，以此来创收。
作者还提到，公立大学和小型人文学院是目前最符合教育精神的学校。作者首先推荐的是美国的公立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公立学校是真的多元性。公立学校经济方面的限制要少得多，学生的构成更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在学风上，公立大学现在更严格。他们是政府建的学校，不依赖校友捐款，所以不必担心得罪未来的校友，也不必担心伤害学生的脆弱自尊。这些学校没有那些“研究性大学”那么看重研究，更看重教学，所以老师老师对学生个人关注也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