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逻辑-读书笔记
用经济学视角解释社会进化，用风险与博弈重新理解人类文明。一部具有宏大视野和学术突破性的著作。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业、金融……为何生产率不能完全解释文明进化逻辑？如何衡量文明是进步还是倒退？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
作者以“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历程为线索，使用数据量化分析和文献研究分析，通过人们所熟悉的创新、商业、金融等现象与历史，用翔实的数据与资料分析探讨文明演进背后的内在逻辑，创新性地提出衡量文明的新标尺——“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为认识、发展人类社会文明提供独特视角。
什么是文明
经济学界甚至历史学界的学者在评价文明发展时，往往以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但在作者看来，这是存在质疑的。
评判标准
我们在评判经济的时候，习惯性地以GDP或人均收入来做标准。
比如，工业革命。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左右，世界人均收入都在一个平面上波动，几乎没有提高。 但是在18世纪以后，也就是工业革命发生后，这条曲线陡然升高，开启了新的历史。有大量历史研究和经济理论，不管是谈中西文明的对比，或是探讨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都是基于这个前提展开的。
作者认为，只用GDP做标准，是不恰当的。
比如，按照经济史学家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是450美元，到清朝道光年间大约是600美元，到19世纪末回到了530美元，到1950年只有439美元。也就是说，按照人均收入或者劳动生产率的标准，中国从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里几乎没有进步，这让人不可思议。
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风险应对力，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准。所谓风险，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是指可能损害个人福祉的不确定性事件，比如疾病、地震、战争、失业等。按照这个定义，作者认为，文明不仅是财富的增加，也是风险的减少。只有两方面同时考虑，才能解释社会发展中更多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要把风险应对能力看作评判文明的标准呢？因为作者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中，风险是产生暴力的重要根源。
比如，发生了旱灾、水灾、地震、瘟疫等风险事件，人们会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大家这时都会更倾向于诉诸暴力寻找活路，或者被迫卷入到暴力活动中。
学者分析了1470年到1900年间，中国267个府的农民起义和气候灾害的关系，发现旱灾年份是关键，因为食物短缺，生存受到了挑战，农民揭竿而起的概率增加。由此可见，风险是产生暴力的重要原因，降低风险就等于减少暴力。换句话说，人类应对风险能力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文明程度的提高。
降低风险的社会形态
那么人类可以采用哪些方式来降低风险呢？在书里，作者一共解释了九种社会形态，包括科技、迷信、婚姻、宗族、宗教、商业、金融等对降低风险、促进文明的作用。我们简单地来了解一下其中2个。
首先，迷信。作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迷信是降低风险、化解暴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科技、金融等避险手段成熟之前。因为它虽然不能改变现实，不影响客观存在，但可以给个体带来安心，给社会带来秩序，从而增加合作，减少风险。
比如，人类没有文字和科学，没有防备自然风险的工具。每天自然界发生的事自己不可预知、无法理解，但会虚构出一套故事，告诉大家天灾、洪水、死亡、疾病等等，都是由上天决定的，甚至是因果报应。这就是迷信。迷信降低了人们对未来的惶恐，增加了群体生存下去的信心。
这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会借用某种天命或神话的传说，比如自称天子，来树立统治权威，建立国家秩序，从而减少无政府状态的暴力冲突。
二是迷信中往往包含着某种道德教化，比如说做坏事被天打雷劈，不守信用的人要下地狱等等，这能增加社会安全和契约信用。
三是在个体层面，迷信能提升普通人的身心稳定和生存信心。有信心从事有风险的活动，比如农民可能不再播种，商人不敢出门，水手不去远航等等，会导致经济难以维系下去。
其次，金融。作者认为金融可以超越血缘和信仰，在陌生人之间进行资源调配和风险对冲。换句话说，金融实现了大规模的跨时期的价值交换，因此能够显著降低风险带来的冲击。
比如，19世纪发生的爱尔兰大饥荒，由于粮食大量减产，导致爱尔兰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不过其中，贷款机构起到了救援灾民、恢复生产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在1841年至1851年的爱尔兰，有贷款机构的地区人口减少幅度，比没有贷款机构的地区要低40%。 再比如，学者对中国明清时期400多年的金融发展和农民起义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凡是金融供给能力较强的地区，也就是典当行数量较多的地区，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更高，因而会有较少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这些都证明了金融对于降低风险、促进文明的巨大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金融是促成现代文明的巨大动力，甚至是引发工业革命和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但金融较好地解决了传统风险的挑战，但又催生了新的人造风险。
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不只是自然灾害，还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历史上，人类最初主要是应对自然风险，后来工业化和金融市场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却带来新的人造风险。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催生出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改变了文明发展的趋势。
“人造风险”这个概念，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从农村迁到城市，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态的出现，产生的新型风险。
比如，工业机械化生产中可能出现的工伤，以及工业化伴随着人口集中，给流行病提供了土壤，都是过去没有的。更重要的是，人们由务农改为上班，生存风险不再仅仅与气候或天灾相关联，而是跟市场波动相关。比如经济周期和金融波动，可能造成企业倒闭或大量裁员。而在城市里谋生的普通人，一旦失业就可能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顿。
另外，农业社会的风险一般是局部性的，不太可能全国同时发生旱灾、水灾、地震等，但是像经济危机、环境污染、大流行病这样的人造风险，往往能影响全社会，以至于传统的避险手段，比如家庭、宗族、宗教等，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应对人造风险呢？
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是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状态。也就是由政府代表国家出台一系列救济贫困、扩大安全的政策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
英国是最早的福利国家，它很早就制定了济贫法，1880年制定了雇主责任法，1897年通过了工人补偿法，1905年出台失业工人法，1908年通过养老保险法等等，由政府牵头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生存保障。其他西欧国家也从19世纪后期开始，陆陆续续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到20世纪被更多的国家效仿，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那么福利国家有没有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呢？一般观点认为，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了生存保障，能避免两极分化，防止社会分裂，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比如，1929年大萧条后，失业成为世界性的问题。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其中1935年提出的《社会保障法案》给公民提供失业保险、退休保障以及贫困低保，向着福利国家迈出了一大步。 结果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社会风险降低，命案率从1933年的每10万人有9人死于暴力，逐步下降到1955年的每10万人有4.5人死于暴力。所以作者认为，政府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之后，促成了暴力的减少和文明的提高。
中央银行
在历史上，中央银行的建立不是为了调控经济，而是为了防范危机。工业化时代经济波动的出现，增加了失业的风险。这往往和金融危机有关。
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美国就出现了股市泡沫和虚假繁荣。这种金融杠杆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先导。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导致银行挤兑，企业资金断流，甚至破产倒闭，造成工人失业。大萧条就是这样发生的，当时许多国家的失业率超过25%，很多家庭收入中断，百姓生活异常艰难。结果为希特勒上台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契机。
后来经济学家复盘这次危机，大多归咎于美联储没有充当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如果美联储当时积极充当最后贷款人，大萧条完全可以避免。
那么什么是“最后贷款人”呢？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最初目的是帮英国政府发行国债。但是随着18世纪金融危机频发，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导致商业银行被挤兑倒闭。为了防范金融危机，需要建立“最后贷款人”机制，以便在市场恐慌时挺身而出，承诺提供无限贷款，避免挤兑。
后来英格兰银行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它在19世纪以来发生的多次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中，投放大量的贷款和流动性，阻断了危机。从此，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格兰银行成立中央银行，并把充当最后贷款人看作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责。
后来随着理论和现实的发展，中央银行从“福利国家”发展到“货币国家”，再从“货币国家”发展到了“财政国家”。从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的频率一直在下降，衰退时间缩短，冲击越来越小，而复苏扩张的时间越来越长。可见，19世纪以来人们创立的这些新的社会结构，起到了减少经济波动、降低失业风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