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邏輯-讀書筆記
用經濟學視角解釋社會進化，用風險與博弈重新理解人類文明。一部具有宏大視野和學術突破性的著作。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業、金融……為何生產率不能完全解釋文明進化邏輯？如何衡量文明是進步還是倒退？如何正確理解我們當下面臨的一些社會現象？
作者以「人類與風險的博弈」歷程為線索，使用數據量化分析和文獻研究分析，通過人們所熟悉的創新、商業、金融等現象與歷史，用翔實的數據與資料分析探討文明演進背後的內在邏輯，創新性地提出衡量文明的新標尺——「風險應對力」（即應對風險的能力），以此來幫助我們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為認識、發展人類社會文明提供獨特視角。
什麼是文明
經濟學界甚至歷史學界的學者在評價文明發展時，往往以經濟增長或勞動生產率作為標準，但在作者看來，這是存在質疑的。
評判標準
我們在評判經濟的時候，習慣性地以GDP或人均收入來做標準。
比如，工業革命。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左右，世界人均收入都在一個平面上波動，幾乎沒有提高。 但是在18世紀以後，也就是工業革命發生後，這條曲線陡然升高，開啟了新的歷史。有大量歷史研究和經濟理論，不管是談中西文明的對比，或是探討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都是基於這個前提展開的。
作者認為，只用GDP做標準，是不恰當的。
比如，按照經濟史學家的估算，漢朝時中國人均收入大約是450美元，到清朝道光年間大約是600美元，到19世紀末回到了530美元，到1950年只有439美元。也就是說，按照人均收入或者勞動生產率的標準，中國從秦漢以來的2000多年裡幾乎沒有進步，這讓人不可思議。
於是，作者提出了一個概念叫風險應對力，作為衡量文明的標準。所謂風險，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是指可能損害個人福祉的不確定性事件，比如疾病、地震、戰爭、失業等。按照這個定義，作者認為，文明不僅是財富的增加，也是風險的減少。只有兩方面同時考慮，才能解釋社會發展中更多的現象。 那麼，為什麼要把風險應對能力看作評判文明的標準呢？因為作者發現，在人類文明發展中，風險是產生暴力的重要根源。
比如，發生了旱災、水災、地震、瘟疫等風險事件，人們會面臨更嚴峻的生存挑戰，大家這時都會更傾向於訴諸暴力尋找活路，或者被迫捲入到暴力活動中。
學者分析了1470年到1900年間，中國267個府的農民起義和氣候災害的關係，發現旱災年份是關鍵，因為食物短缺，生存受到了挑戰，農民揭竿而起的概率增加。由此可見，風險是產生暴力的重要原因，降低風險就等於減少暴力。換句話說，人類應對風險能力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文明程度的提高。
降低風險的社會形態
那麼人類可以採用哪些方式來降低風險呢？在書里，作者一共解釋了九種社會形態，包括科技、迷信、婚姻、宗族、宗教、商業、金融等對降低風險、促進文明的作用。我們簡單地來了解一下其中2個。
首先，迷信。作者認為，在人類歷史上，迷信是降低風險、化解暴力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科技、金融等避險手段成熟之前。因為它雖然不能改變現實，不影響客觀存在，但可以給個體帶來安心，給社會帶來秩序，從而增加合作，減少風險。
比如，人類沒有文字和科學，沒有防備自然風險的工具。每天自然界發生的事自己不可預知、無法理解，但會虛構出一套故事，告訴大家天災、洪水、死亡、疾病等等，都是由上天決定的，甚至是因果報應。這就是迷信。迷信降低了人們對未來的惶恐，增加了群體生存下去的信心。
這包括三個層面：
一是古代社會的統治者會借用某種天命或神話的傳說，比如自稱天子，來樹立統治權威，建立國家秩序，從而減少無政府狀態的暴力衝突。
二是迷信中往往包含着某種道德教化，比如說做壞事被天打雷劈，不守信用的人要下地獄等等，這能增加社會安全和契約信用。
三是在個體層面，迷信能提升普通人的身心穩定和生存信心。有信心從事有風險的活動，比如農民可能不再播種，商人不敢出門，水手不去遠航等等，會導致經濟難以維繫下去。
其次，金融。作者認為金融可以超越血緣和信仰，在陌生人之間進行資源調配和風險對沖。換句話說，金融實現了大規模的跨時期的價值交換，因此能夠顯著降低風險帶來的衝擊。
比如，19世紀發生的愛爾蘭大饑荒，由於糧食大量減產，導致愛爾蘭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一。不過其中，貸款機構起到了救援災民、恢復生產的重要作用。據統計，在1841年至1851年的愛爾蘭，有貸款機構的地區人口減少幅度，比沒有貸款機構的地區要低40%。 再比如，學者對中國明清時期400多年的金融發展和農民起義的關係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凡是金融供給能力較強的地區，也就是典當行數量較多的地區，人們應對風險的能力更高，因而會有較少的農民起義和社會動亂。這些都證明了金融對於降低風險、促進文明的巨大作用。
總之作者認為，金融是促成現代文明的巨大動力，甚至是引發工業革命和東西方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但金融較好地解決了傳統風險的挑戰，但又催生了新的人造風險。
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在這個過程中，風險不只是自然災害，還包括社會結構的變化。在歷史上，人類最初主要是應對自然風險，後來工業化和金融市場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卻帶來新的人造風險。為了應對這些風險，催生出新的社會結構，進一步改變了文明發展的趨勢。
「人造風險」這個概念，是在工業化過程中，人們從農村遷到城市，隨着新的生產方式和市場形態的出現，產生的新型風險。
比如，工業機械化生產中可能出現的工傷，以及工業化伴隨着人口集中，給流行病提供了土壤，都是過去沒有的。更重要的是，人們由務農改為上班，生存風險不再僅僅與氣候或天災相關聯，而是跟市場波動相關。比如經濟周期和金融波動，可能造成企業倒閉或大量裁員。而在城市裡謀生的普通人，一旦失業就可能失去經濟來源，生活陷入困頓。
另外，農業社會的風險一般是局部性的，不太可能全國同時發生旱災、水災、地震等，但是像經濟危機、環境污染、大流行病這樣的人造風險，往往能影響全社會，以至於傳統的避險手段，比如家庭、宗族、宗教等，並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應該如何應對人造風險呢？
福利國家
福利國家是指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一種狀態。也就是由政府代表國家出台一系列救濟貧困、擴大安全的政策措施，以維護社會穩定。
英國是最早的福利國家，它很早就制定了濟貧法，1880年制定了僱主責任法，1897年通過了工人補償法，1905年出台失業工人法，1908年通過養老保險法等等，由政府牽頭為民眾提供更多的生存保障。其他西歐國家也從19世紀後期開始，陸陸續續走上福利國家的道路。到20世紀被更多的國家效仿，成為一種世界潮流。
那麼福利國家有沒有起到降低風險的作用呢？一般觀點認為，福利國家為公民提供了生存保障，能避免兩極分化，防止社會分裂，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比如，1929年大蕭條後，失業成為世界性的問題。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上任後，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其中1935年提出的《社會保障法案》給公民提供失業保險、退休保障以及貧困低保，向着福利國家邁出了一大步。 結果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社會風險降低，命案率從1933年的每10萬人有9人死於暴力，逐步下降到1955年的每10萬人有4.5人死於暴力。所以作者認為，政府為個人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之後，促成了暴力的減少和文明的提高。
中央銀行
在歷史上，中央銀行的建立不是為了調控經濟，而是為了防範危機。工業化時代經濟波動的出現，增加了失業的風險。這往往和金融危機有關。
比如，1929年的大蕭條，美國就出現了股市泡沫和虛假繁榮。這種金融槓桿帶來的資產價格泡沫，往往是金融危機的先導。一旦泡沫破滅，就會導致銀行擠兌，企業資金斷流，甚至破產倒閉，造成工人失業。大蕭條就是這樣發生的，當時許多國家的失業率超過25%，很多家庭收入中斷，百姓生活異常艱難。結果為希特勒上台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了契機。
後來經濟學家復盤這次危機，大多歸咎於美聯儲沒有充當好「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如果美聯儲當時積極充當最後貸款人，大蕭條完全可以避免。
那麼什麼是「最後貸款人」呢？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最初目的是幫英國政府發行國債。但是隨着18世紀金融危機頻發，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導致商業銀行被擠兌倒閉。為了防範金融危機，需要建立「最後貸款人」機制，以便在市場恐慌時挺身而出，承諾提供無限貸款，避免擠兌。
後來英格蘭銀行確實發揮了這種作用，它在19世紀以來發生的多次銀行擠兌和金融恐慌中，投放大量的貸款和流動性，阻斷了危機。從此，其他國家紛紛效仿英格蘭銀行成立中央銀行，並把充當最後貸款人看作中央銀行最重要的職責。
後來隨着理論和現實的發展，中央銀行從「福利國家」發展到「貨幣國家」，再從「貨幣國家」發展到了「財政國家」。從19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美國經濟衰退的頻率一直在下降，衰退時間縮短，衝擊越來越小，而復甦擴張的時間越來越長。可見，19世紀以來人們創立的這些新的社會結構，起到了減少經濟波動、降低失業風險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