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错觉-读书笔记
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叫做史蒂文·斯洛曼,是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与心理学教授,擅长思维方式的研究,在主流心理学和消费行为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多部作品。另外一位叫做菲利普·费恩巴赫,也是认知科学家,是科罗拉多大学利兹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他主要研究认知科学对社会问题的影响。本书主要是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讨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让我们了解个体思考的局限性。《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为本书作序。
我们有多无知
知识的错觉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懂的挺多的,但其实个体对世界的了解少的可怜,我们又意识不到这一点,这种对自己认知的偏差称为知识的错觉。
比如,书中有一个例子,来说明无知与错觉的现象。我们很熟悉的马桶,我们知道马桶是什么原理吗?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有调查显示,尽管我们天天都用马桶,但是当我们按下抽水按钮的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说不清楚。
对于我们每天都接触的东西,我们尚且不知,可想而知我们是有多无知。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它涉及很多知识。
比如,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才能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怎么可以把它卖出去等等。只要我们把看似简单的问题,深入的研究一点,我们就会变得无知。
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依赖知识共同体的智慧,需要依靠群体的方式思考和行动。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在面对争论和冲突时多一份谦卑,这样会更有利于我们与他人进行良好的社会协作。很多人发现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但是在被追问之前又都自我感觉良好。那这到底是个例还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为了科学地说明人们实际知道的东西与他们自认为知道的东西之间的差距,认知学家弗兰克·凯尔创造了一种测试, 叫“解释性深度错觉”。
比如,他让志愿者评价自己对拉链的工作原理了解多少。他把了解程度分为1-7,让志愿者为自己打分,了解程度越高,分数就越高。大家普遍给自己打出了高分,觉得自己知道的挺多,可以打6到7分。然后凯尔让志愿者具体地解释拉链的工作原理,越详细越好。这时候很多志愿者发现自己没办法详细地回答,因为他们对拉链的原理确实一点都不知道。接着,让他们再一次评价自己的了解程度,依然是1-7,这时大多数受试者只给自己打一分或者二分。
不只是这一个测验,凯尔又分别用钢琴键盘、锁芯、抽水马桶等我们常见的事物进行了测试,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个测试表明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我们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知识的错觉之中。这种错觉并不仅仅发生在对日常认知上,人们也常常高估自己在政治、科学、理财等方面的水平。
比如,2010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也叫做“奥巴马医改计划”,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对法案持否定态度,共和党更是把它当做攻击奥巴马执政表现的武器之一。在2013年4月进行过一项调查,有多少人了解《平价医疗法案》。调查结果显示,40%的美国人不知道《平价医疗法案》是一部法律,1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项法案已经被国会驳回了。这也是一个因为知识的错觉影响了他们判断的典型事件。
知识的错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很容易高估自己的理解力和知识储量,觉得自己对世界的运行规律一清二楚。这也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形势。现在美国的政治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对立,彼此厌恶,结果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能有效的协作,导致美国国会甚至无法通过立法。参议院也阻止重要的司法和行政任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党派立场。
作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家和选民没有意识到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有多么浅薄,社会问题具有很高的复杂性,需要齐心协力地共同探讨。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认知局限,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说三道四,搞得乌烟瘴气。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时,才能放下对个人外在的一些关注,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知识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他人的想法和建议,更有效地促成合作,解决社会矛盾,减弱两极分化。
为什么产生认知错觉
作者认为,人们对于一件事产生错误的判断,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储备,即便我们有足够的信息储备,大多数人依然不想全盘了解,作者把这种习惯性地拒绝接受更多信息的现象称为“解释的敌人”。我们的大脑不愿意听过多的解释,我们喜欢简单的东西。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那本书中把人类的大脑分为了两种操作系统,系统一是直觉式的,系统二是理性的。本书的作者把大脑的思考方式分为直觉与慎思。
给大脑节能
从进化的角度讲,大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因此为了节省能量,如果没有特殊的需要,人们一般不会启用第二系统,会凭直觉做出反应。
比如,马桶的原理,我们的直觉是并不难,但是,一旦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自己了解的并不多。如果别人详细地解释马桶运作的原理,很多人都不会听,认为没用。我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既然人们不爱听解释,那为什么又总觉得自己懂的挺多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分不清哪些知识是自己的,哪些知识不是自己的。认知科学家托马斯·兰道尔曾做过一个实验,计算了人们究竟掌握多少信息,即人脑的知识库到底有多大。
比如,假设人们在70年的寿命中这一习得知识的速度始终恒定,估计成年人的平均词汇量,计算出储存这些信息所需要的字节数量,并用这一结果推算出成年人的平均知识量。然后用了多种方法测试人们的记忆力以及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发现认知材料呈现的形式不管是视觉、语音还是音乐,人们的学习速度都大致相同。最后计算人脑的知识库容量到底有多大,得到的结果是:人脑的记忆存储量是1GB。
兰道尔并未宣称这一结果是准确无误的。但即使把这个数字乘上10倍,即使人们的记忆储量能增加到10GB,它仍小得微不足道。这和一台现代笔记本电脑的内存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可见我们的大脑其实并不是信息的主要存储地,也有一些必要的知识被内化进了身体,成为长期记忆,只是信息量非常少。
用推测方式理解世界
有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他们给志愿者戴上一种特制的眼镜,这个眼镜能把一个人的视线焦点反馈给计算机,然后让志愿者阅读电脑屏幕上的文章。这个实验巧妙的地方是,计算机能知道志愿者的视觉焦点在哪,所以只在焦点上显示有意义的文字,其他的地方都是乱码。最终的实验结果是,每个志愿者都觉得这个计算机显示的文章是正常的,没有人看出不同。我们对世界的见识只是从自己接触到的那个部分来建构外部世界的模型,用一点点信息去推测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一般人只是过去看一眼,了解个局部,接着通过眼睛看到的一点点信息推测这个事情的全貌,然后就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至于更加深入地了解,如果没有必要,都会本能地避免。因为我们只要掌握一点就可以大概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没有发现真正的知识绝大多数并不在自己的脑子里。具体点说,它们存储在图书馆里,在网上的资料库里,在外界的环境中,我们只有用的时候才会去花费力气调用,而在平时,我们学习的主要目的只是想要知道某种信息在哪里能调用到。这种调用太方便了,因此很多人都会把储存在外界的知识当作自己的。
有研究者发现,当人们进行互联网搜索时,如果搜索到了他们不了解的事,然后问他们在哪里找到这些信息,人们多半不记得,会觉得是自己本来就知道的,而且认定别人也一定知道,他们把功劳归于自己而不是搜索引擎。作者把人类所有的知识汇总称为知识共同体,单个个体会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形成特定的认知分工,然后通过共享知识和技能彼此协作,让整个社会良好地运作。
众多个体彼此合作
在我们的世界中都是通过分工合作,来进行运作。不光是我们人类,还有像蜂群同样如此。
比如,蜂群的分工非常细致,每一个群体的蜜蜂都无法独挡一面,工蜂无法繁殖,雄蜂无法自给自足,蜂后无法独立保护蜂群。但是当它们合作,形成一个共同体时,表现出的群体智慧大大超过了每一只蜜蜂的能力极限。从生理层面来看,人类个体当然比蜜蜂复杂和强大得多,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类和蜜蜂有一项相同的特质,那就是我们都善于利用多个个体的协同作业,造就大规模的智能体系,这就是知识共同体。
现今社会,只有很少一部分知识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绝大部分的知识储存在外面的环境中或是他人的脑子里,我们是通过认知分工的方式共享一个知识共同体,知识共同体的成就,取决于个体的成就,更依赖于群体的协作。正是因为这种联系太紧密了,以至于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哪些知识是自己的,哪些知识不是自己的,我们很容易混淆已经内化的知识和可以获取到的外界知识,意识不到自己的视野狭窄,认知浅薄,因此就会产生知识的错觉。
无法脱离群体思考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家就把个人理性和独立思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并认为现代社会的很多规则和制度都是建立在个人能够独立理性思考的条件上的。
比如,民主制度,就是默认了每个投票者都能独立地理性思考,能为自己投出去的票负责。再比如传统的经济学,就是默认每个消费者都是理性的,每个消费行为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出的。
但是这种思想受到了行为经济学的挑战,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非理性、随大流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
比如,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以多种灵长类动物大脑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脑容量与社群规模密切相关,社群规模大的灵长类动物有更大的脑。这印证了社会脑假说更加靠谱,较大的脑是专门为了适应群体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能而进化出来的。语言、记忆、注意力等所有心智功能都是知识共同体中共同认知演化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大脑是以适应群体思考为目标而进化的。
我们天生就得依靠群体的力量生存。我们的信息都是来自于外界,来自于他人,所谓的独立思考,也是在充分理解他人的想法,并收集足够的信息后做出的判断。如果脱离群体,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独立思考的。
社会脑假说,是认为大脑之所以进化是为了应对更加复杂的社区关系,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人们必须保持自己的行为和他人协调,这个过程高度复杂,需要大规模的语言交流,揣测别人的意向,消解矛盾等。作者认为从生理层面来说,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了应对群体生活的复杂性而进化的。现代人类的大脑重量差不多是远古时代人类大脑的三倍,人类学家把这种脑容量的猛增称为脑化。脑化是为什么呢?有一种生态学理论认为,这是为了应对复杂的外界环境。
比如,要获得更多的食物,就得做更多复杂的工具和动作,这就要迫使大脑不断地进化,以适应更加复杂的环境。这种假说更侧重于个人能力。
在知识共同体中,知识是散布在人群中的,每个人都掌握着某一部分知识,没有哪个人能掌握一切。即使是人们掌握的知识,也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可能还存在很多错误和偏差。所以我们有时可以依靠这些碎片化的知识达成共识,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准确。
如何做出更好的决策
知识除了在自己的脑子里之外,还有两个主要的储存地方,一个是在别人的脑子里,还有一个是在外界的环境中。因此要做出更好的决策,就需要重视这两个地方。
个人决策:利用好环境
我们可以从改变环境进行改变。行为科学家指出,虽然人们都有自己的目标,但做出正确的选择却很难。比如,想减肥的人,家人在吃肉的时候,自己也想吃,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该怎么吃怎么吃,吃完以后又后悔。
行为科学实验显示,只要稍稍改变环境,就能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比如,可以先吃素食,或者家人一起吃素食。只要对环境做出微小的调整,结果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做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改变环境比改变人本身更容易。
集体决策:教育
要让集体做出更好的决策,就需要利用好他人脑海中的知识,重视团队的建设,充分利用好知识共同体的力量,具体来说可以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培养能够发现自己的未知、擅长与他人共享信息以及合作的人。
比如,教育机构。在团队合作中学习。可以将班级中的学生分成若干个研究小组,然后提出一个讨论话题,由每个小组负责研究话题的某一部分。小组成员需要通过书籍、网络等渠道收集信息,写成报告,在课堂上与其他小组分享,这样所有同学都能够掌握关于这一话题的全部信息。在学习共同体中,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也学会了共享资源。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思考是一种存在于团体中,还能影响团体合作的社会行为,那么智力就不仅仅属于个人,还属于团体。衡量个人聪明程度的标准也不再是智商的高低,而是个人对于共同体的贡献多少。也就是说,在知识共同体中,一个人的智力取决于他在团队中的重要程度。因此,要想打造一个更加聪明的知识共同体,让集体做出更好的决策,重点在于提高团队成员在技能上的互补性以及团队完成任务的整体能力。成员之间配合得越默契,知识共同体就越聪明,集体也会做出更加聪明的决策。
我们的信息都是来自于外界,所谓的独立思考,也是在充分理解他人想法,收集足够信息后做出的判断。如果脱离群体,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独立思考的。我们需要用包容的心态,保持谦卑,才能更好地和他人协作。
承认自己的无知没有什么可怕,想要提升自己,有时候与别人合作反而事半功倍,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中。比如,想要养成一个习惯,自己无法做到,坚持不下去,我们可以找小伙伴一起努力,这样通过外界的力量会让自己轻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