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錯覺-讀書筆記

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一位叫做史蒂文·斯洛曼，是美國布朗大學認知語言與心理學教授，擅長思維方式的研究，在主流心理學和消費行為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並出版多部作品。另外一位叫做菲利普·費恩巴赫，也是認知科學家，是科羅拉多大學利茲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他主要研究認知科學對社會問題的影響。本書主要是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討論我們的思維方式的特點，讓我們了解個體思考的局限性。《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為本書作序。

我們有多無知

知識的錯覺的意思是說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懂的挺多的，但其實個體對世界的了解少的可憐，我們又意識不到這一點，這種對自己認知的偏差稱為知識的錯覺。

比如，書中有一個例子，來說明無知與錯覺的現象。我們很熟悉的馬桶，我們知道馬桶是什麼原理嗎？大多數人是不知道的。有調查顯示，儘管我們天天都用馬桶，但是當我們按下抽水按鈕的那一瞬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很多人說不清楚。

對於我們每天都接觸的東西，我們尚且不知，可想而知我們是有多無知。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是其實一點都不簡單，它涉及很多知識。

比如，化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等。才能知道它是怎麼設計的，怎麼可以把它賣出去等等。只要我們把看似簡單的問題，深入的研究一點，我們就會變得無知。

作者認為，我們每個人其實都需要依賴知識共同體的智慧，需要依靠群體的方式思考和行動。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思維的局限性，在面對爭論和衝突時多一份謙卑，這樣會更有利於我們與他人進行良好的社會協作。很多人發現自己對周圍世界的認知非常有限，但是在被追問之前又都自我感覺良好。那這到底是個例還是一種普遍性的現象？為了科學地說明人們實際知道的東西與他們自認為知道的東西之間的差距，認知學家弗蘭克·凱爾創造了一種測試， 叫「解釋性深度錯覺」。

比如，他讓志願者評價自己對拉鏈的工作原理了解多少。他把了解程度分為1-7，讓志願者為自己打分，了解程度越高，分數就越高。大家普遍給自己打出了高分，覺得自己知道的挺多，可以打6到7分。然後凱爾讓志願者具體地解釋拉鏈的工作原理，越詳細越好。這時候很多志願者發現自己沒辦法詳細地回答，因為他們對拉鏈的原理確實一點都不知道。接着，讓他們再一次評價自己的了解程度，依然是1-7，這時大多數受試者只給自己打一分或者二分。

不只是這一個測驗，凱爾又分別用鋼琴鍵盤、鎖芯、抽水馬桶等我們常見的事物進行了測試，都得到了相同的結果。這個測試表明人們並不知道自己有多無知，我們無時無刻不置身於知識的錯覺之中。這種錯覺並不僅僅發生在對日常認知上，人們也常常高估自己在政治、科學、理財等方面的水平。

比如，2010年，美國國會立法通過了《平價醫療法案》，也叫做「奧巴馬醫改計劃」，在美國民眾中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多數人對法案持否定態度，共和黨更是把它當做攻擊奧巴馬執政表現的武器之一。在2013年4月進行過一項調查，有多少人了解《平價醫療法案》。調查結果顯示，40%的美國人不知道《平價醫療法案》是一部法律，12%的被調查者認為這項法案已經被國會駁回了。這也是一個因為知識的錯覺影響了他們判斷的典型事件。

知識的錯覺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人們很容易高估自己的理解力和知識儲量，覺得自己對世界的運行規律一清二楚。這也影響了美國的政治形勢。現在美國的政治情況是，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觀點對立，彼此厭惡，結果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不能有效的協作，導致美國國會甚至無法通過立法。參議院也阻止重要的司法和行政任命，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黨派立場。

作者認為，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家和選民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問題的理解有多麼淺薄，社會問題具有很高的複雜性，需要齊心協力地共同探討。很多人意識不到自己的認知局限，對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說三道四，搞得烏煙瘴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讓大家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只有當人們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時，才能放下對個人外在的一些關注，可以看到其他人的知識彌補了我們的不足。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以開放的心態去接受他人的想法和建議，更有效地促成合作，解決社會矛盾，減弱兩極分化。

為什麼產生認知錯覺

作者認為，人們對於一件事產生錯誤的判斷，不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信息儲備，即便我們有足夠的信息儲備，大多數人依然不想全盤了解，作者把這種習慣性地拒絕接受更多信息的現象稱為「解釋的敵人」。我們的大腦不願意聽過多的解釋，我們喜歡簡單的東西。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那本書中把人類的大腦分為了兩種操作系統，系統一是直覺式的，系統二是理性的。本書的作者把大腦的思考方式分為直覺與慎思。

給大腦節能

從進化的角度講，大腦在理性思考的時候需要耗費大量的能量，因此為了節省能量，如果沒有特殊的需要，人們一般不會啟用第二系統，會憑直覺做出反應。

比如，馬桶的原理，我們的直覺是並不難，但是，一旦仔細思考，就會發現自己了解的並不多。如果別人詳細地解釋馬桶運作的原理，很多人都不會聽，認為沒用。我知道怎麼用就可以了。

既然人們不愛聽解釋，那為什麼又總覺得自己懂的挺多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分不清哪些知識是自己的，哪些知識不是自己的。認知科學家托馬斯·蘭道爾曾做過一個實驗，計算了人們究竟掌握多少信息，即人腦的知識庫到底有多大。

比如，假設人們在70年的壽命中這一習得知識的速度始終恆定，估計成年人的平均詞彙量，計算出儲存這些信息所需要的字節數量，並用這一結果推算出成年人的平均知識量。然後用了多種方法測試人們的記憶力以及學習新知識的速度，發現認知材料呈現的形式不管是視覺、語音還是音樂，人們的學習速度都大致相同。最後計算人腦的知識庫容量到底有多大，得到的結果是：人腦的記憶存儲量是1GB。

蘭道爾並未宣稱這一結果是準確無誤的。但即使把這個數字乘上10倍，即使人們的記憶儲量能增加到10GB，它仍小得微不足道。這和一台現代筆記本電腦的內存比起來不過是九牛一毛。可見我們的大腦其實並不是信息的主要存儲地，也有一些必要的知識被內化進了身體，成為長期記憶，只是信息量非常少。

用推測方式理解世界

有研究者做過一個實驗，他們給志願者戴上一種特製的眼鏡，這個眼鏡能把一個人的視線焦點反饋給計算機，然後讓志願者閱讀電腦屏幕上的文章。這個實驗巧妙的地方是，計算機能知道志願者的視覺焦點在哪，所以只在焦點上顯示有意義的文字，其他的地方都是亂碼。最終的實驗結果是，每個志願者都覺得這個計算機顯示的文章是正常的，沒有人看出不同。我們對世界的見識只是從自己接觸到的那個部分來建構外部世界的模型，用一點點信息去推測外面世界的真實情況。

如果我們想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識，一般人只是過去看一眼，了解個局部，接着通過眼睛看到的一點點信息推測這個事情的全貌，然後就覺得自己已經了解了。至於更加深入地了解，如果沒有必要，都會本能地避免。因為我們只要掌握一點就可以大概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沒有發現真正的知識絕大多數並不在自己的腦子裡。具體點說，它們存儲在圖書館裡，在網上的資料庫里，在外界的環境中，我們只有用的時候才會去花費力氣調用，而在平時，我們學習的主要目的只是想要知道某種信息在哪裡能調用到。這種調用太方便了，因此很多人都會把儲存在外界的知識當作自己的。

有研究者發現，當人們進行互聯網搜索時，如果搜索到了他們不了解的事，然後問他們在哪裡找到這些信息，人們多半不記得，會覺得是自己本來就知道的，而且認定別人也一定知道，他們把功勞歸於自己而不是搜索引擎。作者把人類所有的知識匯總稱為知識共同體，單個個體會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識，形成特定的認知分工，然後通過共享知識和技能彼此協作，讓整個社會良好地運作。

眾多個體彼此合作

在我們的世界中都是通過分工合作，來進行運作。不光是我們人類，還有像蜂群同樣如此。

比如，蜂群的分工非常細緻，每一個群體的蜜蜂都無法獨擋一面，工蜂無法繁殖，雄蜂無法自給自足，蜂后無法獨立保護蜂群。但是當它們合作，形成一個共同體時，表現出的群體智慧大大超過了每一隻蜜蜂的能力極限。從生理層面來看，人類個體當然比蜜蜂複雜和強大得多，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人類和蜜蜂有一項相同的特質，那就是我們都善於利用多個個體的協同作業，造就大規模的智能體系，這就是知識共同體。

現今社會，只有很少一部分知識儲存在自己的大腦中，絕大部分的知識儲存在外面的環境中或是他人的腦子裡，我們是通過認知分工的方式共享一個知識共同體，知識共同體的成就，取決於個體的成就，更依賴於群體的協作。正是因為這種聯繫太緊密了，以至於絕大多數時候我們意識不到哪些知識是自己的，哪些知識不是自己的，我們很容易混淆已經內化的知識和可以獲取到的外界知識，意識不到自己的視野狹窄，認知淺薄，因此就會產生知識的錯覺。

無法脫離群體思考

從17世紀開始，西方哲學家就把個人理性和獨立思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並認為現代社會的很多規則和制度都是建立在個人能夠獨立理性思考的條件上的。

比如，民主制度，就是默認了每個投票者都能獨立地理性思考，能為自己投出去的票負責。再比如傳統的經濟學，就是默認每個消費者都是理性的，每個消費行為都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之後再做出的。

但是這種思想受到了行為經濟學的挑戰，行為經濟學認為，人們大部分時候都是在非理性、隨大流的情況下做出決策的。

比如，人類學家羅賓·鄧巴以多種靈長類動物大腦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腦容量與社群規模密切相關，社群規模大的靈長類動物有更大的腦。這印證了社會腦假說更加靠譜，較大的腦是專門為了適應群體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能而進化出來的。語言、記憶、注意力等所有心智功能都是知識共同體中共同認知演化的結果。簡單來說就是，人類的大腦是以適應群體思考為目標而進化的。

我們天生就得依靠群體的力量生存。我們的信息都是來自於外界，來自於他人，所謂的獨立思考，也是在充分理解他人的想法，並收集足夠的信息後做出的判斷。如果脫離群體，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獨立思考的。

社會腦假說，是認為大腦之所以進化是為了應對更加複雜的社區關係，因為有了共同的目標，人們必須保持自己的行為和他人協調，這個過程高度複雜，需要大規模的語言交流，揣測別人的意向，消解矛盾等。作者認為從生理層面來說，我們的大腦就是為了應對群體生活的複雜性而進化的。現代人類的大腦重量差不多是遠古時代人類大腦的三倍，人類學家把這種腦容量的猛增稱為腦化。腦化是為什麼呢？有一種生態學理論認為，這是為了應對複雜的外界環境。

比如，要獲得更多的食物，就得做更多複雜的工具和動作，這就要迫使大腦不斷地進化，以適應更加複雜的環境。這種假說更側重於個人能力。

在知識共同體中，知識是散布在人群中的，每個人都掌握着某一部分知識，沒有哪個人能掌握一切。即使是人們掌握的知識，也並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可能還存在很多錯誤和偏差。所以我們有時可以依靠這些碎片化的知識達成共識，但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準確。

如何做出更好的決策

知識除了在自己的腦子裡之外，還有兩個主要的儲存地方，一個是在別人的腦子裡，還有一個是在外界的環境中。因此要做出更好的決策，就需要重視這兩個地方。

個人決策：利用好環境

我們可以從改變環境進行改變。行為科學家指出，雖然人們都有自己的目標，但做出正確的選擇卻很難。比如，想減肥的人，家人在吃肉的時候，自己也想吃，總是控制不住自己，該怎麼吃怎麼吃，吃完以後又後悔。

行為科學實驗顯示，只要稍稍改變環境，就能幫助人們做出更好的選擇。比如，可以先吃素食，或者家人一起吃素食。只要對環境做出微小的調整，結果就大不一樣了。這個做法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改變環境比改變人本身更容易。

集體決策：教育

要讓集體做出更好的決策，就需要利用好他人腦海中的知識，重視團隊的建設，充分利用好知識共同體的力量，具體來說可以從最基礎的教育入手，培養能夠發現自己的未知、擅長與他人共享信息以及合作的人。

比如，教育機構。在團隊合作中學習。可以將班級中的學生分成若干個研究小組，然後提出一個討論話題，由每個小組負責研究話題的某一部分。小組成員需要通過書籍、網絡等渠道收集信息，寫成報告，在課堂上與其他小組分享，這樣所有同學都能夠掌握關於這一話題的全部信息。在學習共同體中，學生們不僅掌握了更多的知識，也學會了共享資源。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思考是一種存在於團體中，還能影響團體合作的社會行為，那麼智力就不僅僅屬於個人，還屬於團體。衡量個人聰明程度的標準也不再是智商的高低，而是個人對於共同體的貢獻多少。也就是說，在知識共同體中，一個人的智力取決於他在團隊中的重要程度。因此，要想打造一個更加聰明的知識共同體，讓集體做出更好的決策，重點在於提高團隊成員在技能上的互補性以及團隊完成任務的整體能力。成員之間配合得越默契，知識共同體就越聰明，集體也會做出更加聰明的決策。

我們的信息都是來自於外界，所謂的獨立思考，也是在充分理解他人想法，收集足夠信息後做出的判斷。如果脫離群體，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獨立思考的。我們需要用包容的心態，保持謙卑，才能更好地和他人協作。

承認自己的無知沒有什麼可怕，想要提升自己，有時候與別人合作反而事半功倍，不管是學習還是工作中。比如，想要養成一個習慣，自己無法做到，堅持不下去，我們可以找小夥伴一起努力，這樣通過外界的力量會讓自己輕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