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善恶一个答案-读书笔记
路易斯•波伊曼（Louis P. Pojman），西点军校荣誉哲学教授和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终身成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写作和主编了30多本著作和100多篇文章。
詹姆斯•菲泽（James Fieser），田纳西大学马丁分校哲学教授。撰写、主编以及与人合著了10部教材，其中包括《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
善恶之间是否有答案？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回答如此意义之大的问题，但与善恶有关的事件每天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必须决定采纳何种道德观点、采取何种道德立场。
这本书的副标题：身边的伦理学。什么是伦理学？它与善恶有什么关系？其实伦理学是哲学的分支，它能够帮助我们衡量对错，辨别是非。当我们知道如何明辨是非，那么是善是恶就会有所判断，这一切都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认识伦理学
那么伦理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伦理学。
伦理学的好处
首先，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偏见。它是一种反思性的力量，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那样做？
比如，在古代中国，按照习俗，女孩子都是要缠足的。如果你会伦理学，那么你就会思考，缠足到底对不对？这对女性的健康，是不是某种伤害呢？
其次，综合性的体系，使得我们个人的努力能在一个宏观的坐标系里，得到更加公平的衡量。
比如，你和团队通过努力拿到了一大笔奖金，这个奖金到底应该给团队里的那些优秀骨干，还是应该相对平均地分下去呢？不同的人之间会出现观点的碰撞，这就需要一个宏观、综合性的框架来公平地判断。
伦理规则的特征
当然了，伦理规则之所以为伦理规则，它还是有一些基本特征的。
第一点，规定性，即伦理规则应该指示大家应该做什么事。比如尊老爱幼。
第二点，普遍性，这也就是说，这件事是对大家都有效的。
第三点，优先性，也就是在伦理规则里，被强调的事情都要优先做。比如要关爱儿童，指的就是，如果成年人的利益和儿童的利益不能兼顾的时候，首先要关心儿童的利益，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首先要加以关照，这叫优先性。
第四点，公共性。任何一个伦理的规则说出来都是人类能够听得懂的，不要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最后，伦理规则必须是可实践的。就是我们身体力行，能够做到的。
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是一种道德倾向，这本书谈到了两个版本的利己主义。第一个叫心理学的利己主义，第二个叫伦理学的利己主义。心理学的利己主义指的是，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包括你所认可的那些圣人。伦理学的利己主义指的是，人应该是自私的。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差别。
心理学利己主义
心理学利己主义，它认为人实际上都是自私的。
比如，孔融让梨的故事。孔融是东汉后期的一位儒家名士，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梨不能一个人吃，要将大个的梨让给哥哥吃。有人说了，小朋友不吃大梨，把它让给自己的兄长，这是基于怎样的心理呢？心理学利己主义者就会说，孔融就是希望由此得到一种道德虚荣感：我是个好小朋友，有大梨我不吃，大家都表扬我。
那么，有人就提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反驳意见，就是所谓的快乐主义悖论。
比如，有一个银行抢劫犯被判了重刑，被放出来以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黑社会又找到他了，让他去参与一场新的抢劫，所以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真的去抢一把，把他耽误这些年青春，没有赚到的钱，再捞回来。
第二种选择，他要克制住犯罪的恶念，但是他也能得到奖赏。这个奖赏就是道德自豪感。
在怎样的情况下，他才可以不去抢银行，继续做良民呢？只有一种情况，他的道德自豪感产生的快乐的量，超过了他抢银行获得很多不义之财得到的快乐的量。
但这是个偶然现象。怎么能够保证他因自豪感产生的快乐的量，一定比抢银行获得的钱财得到的快乐的量多一点点呢？弄不好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所有人的行为都解释成一种心理学的利己主义，那我们之所以做好人，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了。仅仅是因为做坏事所得到的好处不够大，仅仅是因为做坏事所得到的心理快感不够强烈，所以我才不去做坏事，这好像是不对的。
伦理学利己主义
心理学利己主义说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貌似利他的人），事实上都是利己的。而伦理学的利己主义认为，利己没错。利己为什么没错呢？这个论证非常简单粗暴：这个世界如此复杂，个体的力量如此渺小。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求我去帮那么多人，我帮得过来吗？我帮不过来。每个人只能帮好自己，管好自己就最好了。每个人都管好自己，天下就“大治”了。
实际上，还有一个经济学家，把伦理学的利己主义说得非常高大上，让你觉得伦理学利己主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个人就叫亚当·斯密。他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所要做的事都非常简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让你的利益最大化，你就要想办法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让整个社会进入一种充分竞争的状态。如果大家都基于自利，使得整个社会进入一个充分竞争的状态，那么，社会中所提供的商品的性价比就会越来越高。实际上，社会整体的福利也能够得到提高。所以，利己主义促进了公共的福利。
利己主义的缺陷
第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爱情和友谊的问题。因为，在爱情和友谊中，我们要对爱人和我们的伙伴（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有一种全方位的关注，而这种关注本身并不是以我为中心的，而是以对方为中心的。
第二个问题是，利己主义为什么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利己主义者应该做的事情，是让自己闷声做利己主义，然后欺骗别人做利他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获得超额利益。如果利己主义变成一种哲学观点被广为传播，就会使利己主义者丧失利益。
第三个问题是，利己主义者没有办法让我们很好地面对我们的后代的利益。利己主义的麻烦那么多，我们就必须要走向利他主义了。
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就是在进行利益分配的时候，要多想想别人的利益，把别人或者社会的利益放到个人的利益之上。
效用论
它指的是一个方案能够给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带来最大程度的利益。
假设你和一个富翁都在一个小岛上，这个富翁快死了，临死之前给你留了遗言，说：“小伙子，我看你人不错，我这儿有两百万美元。这两百万美元你帮我处理一下，我最喜欢某一个棒球队，你代我把这些钱转给那个棒球队，希望他们以后的棒球越打越好。”
然后你拿着这两百万美元的支票，跑到纽约去，你正准备把钱转给那个棒球队，突然发现旁边有个广告：救救非洲饥民。非洲饥民需要很多很多钱购买卫生水、药品和食物，行行好吧！
如果你将这两百万美元捐给非洲饥民的话，你可以救十万条人命，所以你有两个选项：
第一种选项，遵照这个老人的嘱托，并且信守你的诺言，把钱给那个棒球队，但是这十万条人命因此错过了被救活的机会。
第二种选项，你违背诺言，把钱全部给那些非洲的饥民，这样付出的代价，是你违背了对于老人的诺言，但是你却救活了十万条人命。
那么，这两个选项，你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效用论的观点，认为做第二件事情是应该得到表扬的。道理非常简单，救十万条人命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总体的效用，要高于把这个钱捐给棒球队所带来的效用，所以，要做第二件事，即使因此违背了对于老人的诺言也在所不惜。 书中提到一个行动效用主义。它的意思就是说，当规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就按照当下的直觉判断怎么做对长远利益更有利。
比如，书里举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有五个病人，其中每一个病人都需要一个健康器官的移植来维持他的生命。比如，一个病人需要移植心脏，一个病人需要移植肺，一个病人需要移植肝脏等等......这五个人都没有健康的器官，然后你找到了第六个人，他根本就不是病人，但是有人在旁边跟你说，你可以通过谋杀一个健康人，得到他身上所有的健康器官，从而救活前面的五个人。那你到底做还是不做呢？
也许按照所谓效用主义者的观点，作为医生该这么做。但是，但凡有一点点伦理学思考能力的人都会觉得，这里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正义。杀死第六个人的正义在哪里？这是件不正义的事。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别人有什么资格剥夺他的生命呢？
这就使得我们要把眼光转向下面的一个版本的利他主义了，这就是所谓的道义论。
道义论
道义论的基本特点，就是尊重道德规则、尊重正义。 道义论的思想在哲学背景里，就要牵涉到伊曼努尔·康德的名字了。他是德国近代的大哲学家，他也是道义论领域旗舰式的人物。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思想，道德判断不能够受到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因此，道德判断不能够建立在效用的基础上。
比如，很多人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是效用论的一种翻版。你为什么要做好事？因为做好事能带来好报，你看中了好报，所以你要做好事。你为什么要回避做坏事？因为做坏事会带来坏报，你为了回避坏报，所以回避做坏事。 假设在某种环境下，好人不得好报，坏人一直得到好报呢？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拒绝做一个好人，拒绝按照道德原则去要求自己吗？
康德的解答是：不是的。要不要做好人，要不要按照道德来做事情，和你能不能得到好报，没有什么太密切的关联。在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你做一件事情取决于你是不是有善意把这件事给做好。这是康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善良意志论。
如果你是出于善心，但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原因把这件事办砸了，只要你的动机是好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原谅你。所以，在效果和动机之间，康德更重视动机，只要抓住了动机就抓住了大头。他要尽量地排除伦理当中的偶然性，要排除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促成好的效果的情况。
既然他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他就特别强调逻辑学理意义上的定言判断，而把选言判断的地位加以边缘化。
什么叫定言判断？定言判断就是没有条件的命令。比如，不许杀人。什么叫选言判断？选言判断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命令。比如，如果你的武力打不过别人，那就不要打人。
选言判断是有条件的，而定言判断是没有条件的。而康德，希望我们的道德命令没有任何条件，在全宇宙中都能实行。
另外，康德对于自律性的强调，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一些学者就说，康德好像预设人类是很自律的一种动物，我们好像很容易按照自己的良心，而不是按照外在的权威来对道德问题进行判断。但是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未必能够认同这一点。
比如，一个著名的实验，即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实验（又称为服从试验）。这位心理学家读了一些奥斯维辛的报告以后，他在思考一个问题：纳粹军官艾希曼得到了上级的命令，从事屠杀犹太人的肮脏工作，这件事反映的到底是艾希曼本身特别冷血，还是人性的一些普遍状态呢？他为了给出更加科学的答案，就做了一个实验。
把心理学的被试（心理学实验或测验的参与者）召集起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里面的学生，那些扮演老师的被试同学就得到了心理学家的指示：你在给另外一部分同学出题的时候，如果发现他们把题目做对了，那就不用给他们任何惩罚，如果他们把题目给做错了，你要给他们电击的惩罚。
你看不到隔壁房间同学的表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在隔壁的教室里面，就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叫声，有些同学因为答题的成绩不是特别好，就被电着了（电击并未真实产生，但是对于施行惩罚的一方，惩罚效果是完全真实的）。而且的确，随着这种电击档次的提高，那种叫声越来越让人觉得惨绝人寰。绝大多数的同学，即使听到了隔壁同学惨绝人寰的号叫，依然坚持把所有的题目全部问完，而且仍然冷酷无情地对对方进行电击。
这个实验对康德哲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康德的观点是人人都有善心，人人都有道德的自觉性。而大多数人在这种存在外在权威约束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把酷刑进行到底。所以，艾希曼在奥斯维辛所做的那些坏事，也许反映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人性当中阴暗的地方。
所以，康德哲学对于自律性的期待过高了。道义论的根本问题，是它缺乏生命力、太抽象，我们需要一些真实的道德能量，这些道德能量，需要在下面一个版本的利他主义里面找到，这就是所谓的德性论。德性论，就是要从榜样的力量和人性的力量，让你找到这些道德规则真正的源头活水。
德性论
德性就是所谓的道德品格。它是指人的道德品格，不是指一件事的道德品格，因为事没有品格，事只有对错。效用论和道义论都是在评价一个人所做的事，而这里我们所评价的是做事的人。
德性论者还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能够佐证为什么德性论比基于规则的道义论更加优越。首先，德性可以衍生出道德规则，而反过来则不行。
比如，你有一种真诚的德性，你就会产生一种相应的道德规则，就是讲真话的义务。所以，道德的义务和规则，是从你的德性当中衍生出来的，这就证明了德性更重要，你抓住规则就没劲了。
其次，基于规则的道义论，在心理学上显得不真实。心理学家会认为，很多人并没有道义论的伦理学家所说的良心的自我发现能力，很容易受到权威的操控。但是，德性伦理学在这方面就有优势了，德性伦理学会指出很多案例，证明德性伦理学给出的做人方法，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活动是相互吻合的。 我们都知道人是一种从众的动物，而德性伦理学特别重视榜样，所以德性伦理学的一个变种，叫榜样伦理学。
比如，二战时，波兰的天主教会有一个修士叫科尔贝。他被抓到集中营时，纳粹在实行一项酷刑，就是有人逃跑了，纳粹没有本事把这个人抓回来，就会从集中营里面抓十个人，扔到一个没有任何食物供应的单独牢房，让他们活活饿死。这样就可以吓阻更多的人逃跑，因为下一个逃跑的人知道，这样做将间接地害死另外十个狱友。
在这时候，科尔贝先生并没有被纳粹选中关押至饿死，但是他突然站出来，和纳粹讨价还价说，我要换其中的一个比我年纪轻的人，他还有家室要养，我没有家室。
在以往的情况中，把十个人都关在一个单独牢房不让他们吃东西，最后这十个人会陷入癫狂状态，因为缺乏食物会互相攻击，然后在人性的黑暗中，一个个走向生命的终点。但是有了科尔贝，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让所有的人，在面对死神的召唤的时候，都安静下来了。他用宗教性和道德性的力量来感召大家，用一些天主教的圣歌来安慰大家的灵魂，所以每个人走得都非常安详。
等到多日之后，当这些纳粹看守重新到这个牢房时，发现奄奄一息的神父——科尔贝先生，脸上还带着微笑，纳粹的医生在他身上打了一个毒针，他才含笑离开人世。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科尔贝先生仍然向纳粹展示了他对于生命的热爱，以及他对于强权反抗到底的精神。德性的伦理学家所强调的榜样就具有这样的力量。而基于规则的道义论家，只会讲一些抽象的道义规则，而没有这些鲜活的案例。所以，他们的伦理学就没有这种心理学上的感召力。
我们还会注意到道义论者所无法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人的德性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许科尔贝先生也不是一生出来就是一个有大义凛然的精神的人，也许他年轻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道德上的瑕疵，但是经过道德修炼，最后就变成了这样的“圣人”。
而德性论对于人的道德品格的成长过程是有充分的关照的，这就使得德性论更加重视德性培养的动态过程。当然了，对于德性培养的动态过程的重视，就会倒逼我们去重视共同体的营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