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创新-读书笔记
作者凯文·阿什顿，麻省理工学院自动识别实验室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无线射频识别网络系统的先驱者，被称为“物联网之父”。作为一名高科技创业家，曾创办多家成功企业，其中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另一家与他人联合创办的Zensi 公司于2010年被贝尔金国际收购。他还在美国、南美、亚洲、欧洲四个地区向观众们阐述创新与科技的意义，并在《独立报》《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周刊》《福布斯》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与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发表文章或担任嘉宾。
这本书解析了人类创新史上许多伟大的案例，还原了创新发生的真实过程，讲述了创新的简单和不简单分别体现在哪里，并详细阐述了通往创新的路径、思维和方法。
创新为何简单
我们通常认为，创新是很神奇的事，只有天才才有可能创新，创新需要特殊的思想和灵感。但是作者却说，这些都是误会。真相是，创新不是魔法，不是天才的专利，也跟灵感没太大关系，创新不过是执行和工作。
天才作曲家莫扎特曾有一封流传很广的信，信中记录了莫扎特音乐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被描述为“点燃灵魂”的过程，莫扎特通常在一个人想象的空间里完成杰作，那些美妙的乐章完整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只需要一气呵成地记在纸上，伟大的作品就诞生了。这封信曾经被多次引用，用来解释创造的神奇之处。但是后来，人们证明这封信是被伪造的。从莫扎特写给他父亲、妹妹等家人的真实信件中，我们会看到，莫扎特需要依靠钢琴或其他乐器来写乐谱，作曲的过程中会经常卡壳、修改甚至重写，他会不断地思考节拍、旋律。总之，创作的背后不是靠才华、靠想象，而是大量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误以为只有少数特别的人才有能力创新。但作者认为创新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
比如，上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耗时近40年，发起了一场“天才基因实验”，这个实验试图证明天才基因与创新能力的关系。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把儿童的智商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经过持续的跟踪，他发现那些天才儿童确实有很多取得了傲人的成就，但是也有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很普通，甚至有些靠政府救济为生。而且，还有两名儿童被排除在天才儿童之外，一个叫威廉·肖克利，另一个叫路易斯·阿尔瓦雷茨，但这两个男孩长大后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最终，特曼被迫承认，创新的成果与智力的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天才不是创新能力的先决条件。
创新能力分布在所有人的身上，就像我们都会说话和走路一样。当然，每个人的创新能力有大有小，但是能力大小的差异绝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没有一道鸿沟可以把天才和普通人隔开。那么既然创新不一定发生在特定人群里，那么，创新是不是一定会发生在特定的时刻呢？比如“啊哈！时刻”？我们看一个故事。
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在梦中发现苯的环状结构，这个故事也经常被人们拿来证明创新的灵感。凯库勒说，他正在打盹的时候，眼前出现了很多关于结构的幻觉，其中有一条蛇在运动中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然后保持这个形态旋转。凯库勒像触电般清醒过来，把这个灵感用于苯的结构研究，最终发现了苯的环状结构。梦境启发灵感，极大地增加了这项研究的浪漫色彩。但是，人们忽略了凯库勒原话中用的词是“半睡眠”或者译为“遐想”，他并不是真的在梦境中。与其说这是灵感、顿悟，不如说这是他长期思考之后，排除了各种可能性，选取了一种新的可能。
打破了这些关于灵感的传说，作者告诉我们，创新不靠灵感，思考的方式不存在飞跃，而是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思考就像走路一样，就好像不存在“创造性走路”一样，“创造性思维”根本上是个伪命题。创新所需要的思考是常规的、连续的。剖析创新的思维过程，我们发现，不需要非同寻常的思想飞跃，普通的思考方法就够了。关键问题不在于思考的步子迈得有多大，而在于思考的步骤是不是足够多。
创新的为何困难
创新的过程中会出现种种逆境，失败和抗拒，是两个最大的障碍。首先，创新会处处遇见失败。作者提出，创新的路径是由许许多多的步骤组成的，这些步骤不是直线的、也不是曲线的，而是像迷宫一样。创新就是走迷宫，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的转弯都是失败的，大多数的努力都没有明显的进步。
比如，在医学领域，癌症是一座难以攻破的大山。无数医学研究者尝试用不同的思路攻克这一难题。上世纪70年代，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朱达·福克曼在研究中发现，血液的供应让肿瘤得以生长。他就提出了一个对抗癌症的设想，就是通过切断肿瘤与血液相连的通道来破坏它，中止肿瘤的血液供应，来防止肿瘤生长和扩散。福克曼将这个理论命名为“血管再生”理论。
为了证明这个理论，福克曼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和无数次的失败，以至于他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一系列反复的失败”。这个反复失败的过程持续了近20年，在这20年中，他的研究遭受了医学界的种种冷遇，同行们认为他的研究不是科学，而是幻想。直到90年代，福克曼的实验室在老鼠身上完成了成功试验，通过抑制血管再生而根除了肿瘤。此后，血管再生理论被应用到临床医学，逐渐成为治疗癌症的一种有效疗法。在“创新迷宫”中徘徊多年，福克曼一度很纠结，“坚持”和“固执”这两个词有什么分别，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成功了，人们会说你是坚持不懈；但如果你没有成功，那你就是固执。 尽管创新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次次失败，但是作者认为，失败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成功的必要积累。有些步骤虽然看起来是倒退，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坚持就会把一切变成进展。最后的成功，就是一系列失败升华的必然结果。创新的难处不仅在于会遭遇失败，而且在于，创新永远伴随着抗拒。人类对新事物的渴望有多大，对新事物的恐惧就有多大。“好想法会受到鼓励”，这只是个美好的幻想，现实不是如此。创新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每个从事创新工作的人，都要面临现实世界的巨大抗拒。
19世纪，在奥地利维也纳，大量的妇女和婴儿在分娩期间失去生命，致死原因是产褥热这种疾病。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如果医生在接生前洗手，就会有效避免产褥热，降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他的行为因此拯救了数百名妇女儿童的生命。但是，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医生的手是不可能携带疾病的，“医生的手都是绝对干净的”。塞麦尔维斯无法证明医生洗手和挽救产妇生命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只知道这样做真的能救命。由于塞麦尔维斯的提议挑战了两千多年的医学信条，整个医学界强烈抵制他。几年后，原本前途光明的塞麦尔维斯失去了工作，患上了心理疾病，最终死在精神病院里。他死后不久，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解答了这个问题，发现了微生物活体可以引发很多疾病，这就是著名的“细菌致病论”，它证实了塞麦尔维斯的做法是正确的。
作者提出，创新是对旧事物的渗透，是挑战教条，就好比是现实的鞋子里的一块石头，让人们感到说不出的难受。为什么人们会抗拒创新呢？因为一旦出现新事物，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很难找到匹配的记忆，海马体会将这种不熟悉的信号发射给大脑的另一个部位“杏仁核”，“杏仁核”是驱动我们情绪的神经元，它会使我们感觉到不确定性，进而引起我们的反感。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尽可能避免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人们更喜欢熟悉的事物，排斥陌生的新事物。 那么，该如何应对创新的困境，逃离创新的迷宫呢？作者告诉我们，创新的人必须预见到逆境，坦然地接受失败和抗拒。不要把抗拒理解为一种人身攻击，而要看到，拒绝也是一种信息。
比如，福克曼早期的批评者认为他只是发现了炎症，而不是血管再生理论，福克曼就通过实验排除炎症的可能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塞麦尔维斯面对抗拒，他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比如努力去证明洗手和死亡率之间的联系，如果他去做了，那么发现细菌的可能就不是巴斯德，而是他。他可能不会失业、丧命，他的成就也不限于挽救几百人的生命，而可能是数以千万计。
我们要看到，拒绝不是人身迫害，而是促使我们进一步加深认识，提出更多的证明。排除拒绝的那些“毒素”后，剩下的就是有用的信息。
创新的路径
作者给出了三条重要的路径，一条是保持初学者的心态；一条是寻找创新的内在动力；还有一条是重视行动胜过重视语言。
永远保持初学者心态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无意视盲”的概念。“无意视盲”，是说我们事先预设的一些观念，导致我们的观察有盲点，我们看不到那些事实上存在的东西。让我们用一个小实验来说明这个概念，这个实验是关于过街小丑的实验。研究人员让一个骑着独轮车的小丑通过路口，然后询问经过路口的人们，是不是看到了小丑。结果发现，每4个边走路边打电话的人里，就有3个完全没有注意到小丑。当他们回头看时，自己也吓了一跳，没办法相信自己竟然无视了他。
上世纪80年代，病理学家罗宾·沃伦和胃肠病学家巴里·马歇尔共同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这种细菌几乎存在于所有患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或胃溃疡的病人身上，是导致他们患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位学者因为这一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有趣的是，其实很多医生、病理学家都在显微镜下见到了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当时的医学教条是，胃里是不可能存在细菌的。医学界相信“胃里没有细菌”的观点，所以尽管很多人都见过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只有罗宾·沃伦和巴里·马歇尔相信它的存在。其他人只看到了教条，而看不到细菌。
这就是“选择性关注”。“选择性关注”是“无意视盲”的另一种表述，我们盲目地不去留意的事物，往往是创新的萌芽。创新，需要克服“无意视盲”和“选择性关注”。我们要看到新的问题，注意到可能被忽视的事物，那么就不要预设任何事情，不要去做主观臆断。要把确定视为敌人，将怀疑当作朋友，因为确定感就是一种逃避，逃避自己出错的可能性。
寻找创新的内在动力
我们通常以为，激励能促进创新，增加创新的动力。但是作者却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外部的奖励不仅不能促进创新，有时还会抑制和削弱创新。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哀叹，出版社的期望带给他巨大压力，他说每天没完没了地为了订单在工作，他为此而创作的小说只能说“还过得去”，但不是真正的好。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样的创作生活感到厌恶，他形容这种生活叫做“地狱般的折磨”。同样地，美国著名导演、编剧、演员伍迪·艾伦在他的演艺生涯里，极力避免外部评价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他曾经三次获得奥斯卡奖，但是没有参加任何一场颁奖典礼。不仅如此，他还不去读任何对他的评论，甚至没有把自己制作的电影都看完。伍迪·艾伦说，奖项会削弱他的作品质量。他每次创作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吃一顿自己精心烹饪的饭菜，这种烹饪是为了自己吃，而不是为了招待客人。
作者认为，太在意外部激励的人，容易产生一种“创作障碍”。“创作障碍”，其实就是创作者缺乏动力的一种表现。“创作障碍”的本质是，创作不出令“他人”满意的作品。创新的无能感大多来源于担心他人的眼光。所以，必须认识到，创新的动力唯一来源于内在动机，而不是外在的期望。
那么，怎么寻找创新的内在动力呢？作者认为，内在动力主要来源于选择。按照自己的选择工作会更大地激发人的创造热情。要是按照外在的期望工作，我们被委托了确定的任务，接受期望中的回报，就很难调动自己创新的动力。解决办法就是，“以我为主”，主动选择自己的领域。同时，发掘创新的动力，一定不能被动等待。
重视行动
重视行动，而不是重视语言。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故事是关于美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发明。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将研发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任务委托给“臭鼬工厂”。“臭鼬工厂”是人们熟悉的创新型组织，在当时是专门为研究航空技术而成立的工程师团队。刚从学校毕业的凯利·约翰逊加入了“臭鼬工厂”，刚来到公司，他就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前辈们做出的飞机。一个新员工如此放肆无礼，通常来说，上司都会难以容忍。约翰逊的上司霍尔·希巴德第一反应就是想把这个新员工直接解雇。但是，冷静下来以后，霍尔·希巴德决定给约翰逊一次机会。他对约翰逊说：“你批评了前辈们的工作，那为什么不试试看，自己是不是能把飞机做得更好？”凯利·约翰逊接受了这个提议，经过几十次的实验，他最终用一个“双垂尾”的方案解决了飞机的平衡问题，使这架喷气式战斗机试飞成功。
作者认为，“臭鼬工厂”的上司霍尔·希巴德体现了一个创新型组织的领导应该具备的品质，那就是“在智力上很有安全感”。他在智力上很有安全感，所以不需要向下属展示自己有多聪明，而是尊重事实和实验，让下属证明给自己看。作者进一步提出，创新型组织应该重视行动胜过重视语言，重视合作胜过重视等级。
比如，美国的一位工业设计师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叫做“棉花糖挑战”。他让不同的团队去挑战同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用二十根意大利生面条、一根一米长的绳子、一根一米长的胶带和一颗棉花糖，来打造尽可能高的、承受棉花糖重量的独立结构。实验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表现最好的团队是五六岁左右的儿童组，而表现最差的团队是人们认为精英的商学院大学生。原因是什么？实验的组织者发现，一个原因是，孩子们用行动去思考，不花时间去事先讨论、开会、计划，而是着重于搭建、试验。但是成人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花精力谈论、计划，结果用在解决问题上的时间却很少。另一个原因在于，孩子们是直接投入合作，像一个共同体一样创造。而成人小组必须要划分等级，在领导地位的争夺上就浪费很多时间。
作者告诉我们，谈话和开会很多，不是创新型组织应有的特质。重视分等级的组织是“办公室政治”主导的组织，它一定会扼杀创新能力。创新型组织应该是花很少的时间去计划，花更多的时间去尝试。同时，组织内部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很少把精力消耗在等级和规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