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经济学-读书笔记
为什么移民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不遵循供求规律？为什么贸易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下降？谁曾经真正解释了增长的原因和发生的时机？
本书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继《贫穷的本质》之后，再次告诉我们如何在经济学中受益。它从移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贫困、气候变化等方面入手，深入剖析了当前时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阐明怎么运用好的经济学让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变得更理想。我们重点说说，移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人工智能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大事，大到足以搅动大部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坛。对于全球一些最富裕的国家来说，移民问题恐怕是所有问题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议题。
移民争议
现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都在面临着所谓的移民潮。大家对于移民潮的恐慌，基本上来自这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移民的人口众多。第二个是移民带来的犯罪率高，然后导致了本地人的就业下滑。因此，在欧洲、在美国，很多人在不断地抗议移民潮，但是作者说，这里边有多少是理性的成分，有多少是真实的数据。
比如，在意大利，实际上移民所占的人口是10%，但大家会认为平均数是26%。你告诉他移民没有那么多，但是人们就觉得移民是那么多。因为人的这种感受你没法控制它。
事实上，目前的欧洲根本没有形成移民潮：“2017年，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大致与1960年或1990年相同，为3%。欧盟每年平均接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欧盟移民人数，在150万到250万人之间。250万人不到欧盟人口的0.5%，并且其中大部分人是通过就业和投靠亲人的合法途径获得移民资格的。
2015年到2016年，欧盟涌入了大量的难民，这很罕见。等到2018年，向欧盟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回落到63.8万，只有38%的申请获得了批准，相当于每2500名欧盟居民中，仅有一名难民，这种情况很难被称为难民潮。”这是事实和数据，但是人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人认为，移民会拉低工资水平。这种论点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是因为它完全符合高中经济学对供需规律的标准解释。人们想要更多的钱，因此不论何地，只要工资更高，就会成功吸引所有人（供给增加）。随着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会降低所有人的工资水平。移民会从中受益，但本地工人会遭受损失。特朗普总统坚持说美国已经“满员”，正是试图利用这种情绪。 但事实上，移民的到来会使得这个曲线上移。上移以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差异和移民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那为什么那么多有条件移民的人没有移民？他们就愿意待在他的老家，待在非洲、待在中东、待在南亚这些地方，他们并没有在能够移民的时候选择移民，而往往移民都发生在产生了战乱，产生了饥荒这样的时候。
英国的索马里裔诗人沃尔森·希雷（Warsan Shire，又译瓦森·沙尔）写道：
没人会离开家园，除非，
家园变成鲨鱼的血盆大口，
你只能奔向边境。
当你看到整个城市也在奔跑，
你的邻居跑得比你更快，
喉咙里透着血腥味儿，
过去和你一起上学的男孩，
曾在旧锡厂后面吻得你天旋地转，
此时正举着一杆比他还高的枪，
你只能离开家园，
如果它不让你留下……
这些不得已而离开家乡的人，来到了这些更发达的地区以后，他们所带来的是本地人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而大量的本地人因为移民的到来产生了升值。低技术移民不会损害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为什么？
第一，移民到达的新地方，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只能干最基本、最普通的活。所以，能够说本地语言的人升成了领班。他可以成为更高级的工作者，然后促进了生产。
第二，移民也需要消费。本地人有房子，生活稳定。但是移民的人，没有房子，生活不稳定，需要买房子或者租房子，买家具等等，消费会得到增加。
第三，移民的到来减缓了机械化。如果移民不来的话，老板们只需要多买几个机器，就把这些人替代掉了。这才是引发失业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移民的到来，工资收入水平下降，他要求很低，老板们减缓了机械化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生活方式。所以，本地人可以干更有产出的工作。
第四，移民还会去从事很多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
此外，移民更富有创业精神。比如：“2017年，财富500强中的美国企业，43%是由移民或者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此外，前25强企业中，由移民创办的占52%，前35强中占57%，13个最有价值品牌中的9个是由移民创立的。
亨利·福特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史蒂芬·乔布斯的亲生父亲来自叙利亚，谢尔盖·布林出生自俄罗斯，杰夫·贝索斯的名字来自他的继父，古巴移民麦克·贝索斯。”这些大名鼎鼎的创业家全是移民。
所以，我们过去从脑海当中凭直觉、凭最粗浅的对经济学的了解，我们认为，移民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经济学的实地研究告诉我们，事实上没有。
低技术移民不会损害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但技术移民更容易拉低本地人的工资。真正移民过来以后，使得本地的白领收入下降的，是来自于那些技术移民。但是，技术移民对于当地援助贫困人口有利，因为服务费用降低了。
人们不愿意移民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缺乏人际关系。我谁都不认识，太陌生，寂寞了。
第二，家庭的舒适。去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己家舒服，我在家里待着，再穷、再苦，只要饿不死，最起码是舒适的。这是家庭所带来的独有的东西。
第三，是你在当地会有家庭的纽带。
第四，是人们对移民的系统性风险的偏见。
作者研究过尼泊尔，说尼泊尔只要发生一起在外国死亡的劳工事件，当年的劳务输出就会大幅地下降。这种系统性的偏见导致人们其实根本不愿意去。
人们的固执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事实上，给经济造成更大威胁的，是人员的不流动。当一个地方人太过稳固时，这个经济没有产生人的流动，才会遭受巨大的挑战。
贸易之痛
100%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加征关税根本不利于美国人福利的提升。那为什么人们之间要有贸易？
不同观点
大卫·李嘉图提出，贸易使得两国专注于各自擅长的领域，然后购买别的产品（而不是浪费资源生产不适合的产品），这必然会增加GNP（国民生产总值），即每个国家人民可消费的商品价值总和。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
所以，在很早以前，当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时候，人们认为贸易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萨缪尔森警告说，至少在富裕国家，贸易可能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
就是贸易越发达，导致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越大，也就是说白领的收入变得越高，而蓝领的收入变得越低。这就是萨缪尔森当年所做的警告。
后来有一个经济学家叫托帕洛娃。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粘性经济。她说，粘性经济会导致粘性陷阱。这个学说提出来以后，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排斥。他们认为这个不符合经济学的假设。
那什么是粘性经济？就是经济学的假设，认为人是理性人，所以当他发现，这个贸易产生了不平衡以后，人员就会流动，生产资料就会流动，钱就会流动。但是，托帕洛娃观察了特别多的地方，包括印度、中国、南非等发达的、不发达的国家，她发现，当经济出现了落差以后，这些人、生产资料、钱都不流动。
比如，印度很多银行，当这个地方的某一个产业受到了贸易的冲击，已经丧失了活力的时候，它们依然宁愿把钱贷款给过去的那些老牌的工厂，也不愿意贷款给那些新兴的产业。按理说，如果人是理性的，如果这个社会像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能够快速地调配生产资料的话，那就应该赶紧把钱贷给那些更有效率的新兴产业。不是，它是滞后的，这种滞后导致这个钱放出去了以后，甚至收不回来，这就叫粘性陷阱。
三个经验
作者说：“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有技术和资本在国内某个地方以非常高的效率生产大部分产品。此外，它们也有足够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吸收众多部门的大量工厂以适当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进行国际贸易，它们的损失相对较小。”
这也就是说，你评判一个国家受到贸易的影响，跟这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是有关系的。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国内贸易环境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所以它们受到的影响相对会小很多。真正受损最大的是那些小国。
那贸易战到底可行不可行？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说：“那么，重拾保护主义关税有用吗？”答案是没有。
“现在重新引入关税，对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帮助。原因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担心是转型问题。许多因行业衰退而被辞退的人，从未真正振作，因为粘性经济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新行业，或是搬迁到新的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因此资源也无法流向他们。”
我们过去，把贸易问题都视作是理性假设，但粘性经济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很多地方的就业指标下降了以后，这些人不流动、不学新手艺、不愿意去别的地方做别的行业，所以这些人未必能够受益。
作者说：“现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会显然造成一波新的失业潮。新涌现的失败者中会有很多来自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地区。我们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这些地区，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还不错。”因此，通过经济学家的这些论证、研究、数字，告诉我们用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美国国内的矛盾，完全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经济增长的终结
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一本颇有见地的书中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大概在1973年10月16日前后，经济增长终结了，再也不会恢复。
不同观点
从二战结束到OPEC石油禁运引发危机的近30年间，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增速之快，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这个辉煌的30年，全世界大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了高速的增长，但是从1973年以后，似乎停滞了。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增长的极限，是不是经济会没有发展了。
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当中，引入幸福和快乐这样的收益，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增长依然在继续。如果我们在看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都只是经济数字，那很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瓶颈，但是假如我们重新看待了幸福和快乐带给我们的效用，那么这个数字就会产生变化。
然后在进行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有人提出说，对富人减税是不是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富人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要负责投资，那你对他税收更多，他就不愿意投资，从而导致经济的下滑。
通过数字的调研发现，对富人减税，产生的经济刺激效果无效，也就是说，我们用大脑最基本的逻辑想象的东西，从经济学的统计验证来看并不存在。
如何避免经济放缓
可能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刺激经济可能有效的方法，第一，是向生产率高的国家输出资本。第二，竭力避免恶性的通货膨胀。第三，优化资源的配置。这些是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同时，要注意一点，这一点在全球目前达成了共识：就是不要为了增长去牺牲穷人的利益。这就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警告。
人工智能
机器人的日趋成熟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使人们对只有少数几个人从事有趣的工作，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工作或者做可怕的工作，以及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的后果，感到非常焦虑。尤其是，当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出自人们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时。
带来的影响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困境最重要的就是就业的话题。人们把那些在工业革命时期，破坏纺织机的那种人，叫路德分子。这群人去把纺织机砸坏，说因为纺织机导致我们没法工作。
后来，有很多人嘲笑路德分子说，目光不够远，你虽然砸纺织机砸了半天，但是过后你没发现，别的就业增加了吗？所以纺织工人的人数下降，这是短期的，慢慢地会有别的新工作产生。
在过去，我们都觉得路德分子的目光是短浅的，路德分子的暴躁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说，路德分子真的错得很离谱吗？
作者说：“路德主义者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错得厉害。在工业革命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匠的工作都消失了。人们总是说，从长远来看一切都很好，但这里的长远真的非常遥远。英国蓝领的实际工资，在1755年至1802年之间，几乎减少了一半。然后直到65年之后的1820年，才恢复到1755年的水平。”
这也就是说，在等待美好的未来的这段时间，大家都是没有工作的。这65年吃什幺喝什么呢？而这一次人工智能的到来所能干的事，要远远多过纺织机。一个机器人可以替代六个工人的工作。
所以，人们就在研究，这里边起到重大作用的是经济学家。因为这是个趋势，你没法遏止。大量的企业就是喜欢用机器人，机器人确实便宜，还没有劳务纠纷。而税的问题才是本质问题，就是机器人就算是不如人，就算是机器人做这份工作没有人做得好，企业也愿意换机器人。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解雇的成本太高了。你解雇一个人需要付他N+1的工资，也就是工作年限再多一个月的工资。而机器人不需要这些成本。
在美国，有人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实行“全民基本收入，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瑞士当年曾经提过，每个人每个月发两万，这在瑞士可以生活得很好了，这样叫实现了“全民基本收入”。这时候机器人再多，那对于人类都是好处，所以没有人会因此而遭损。但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就是没有地方敢去真的实现这件事情。
这里边有一个数字，是非常令人警醒的：“在制造业当中，1982年的时候，几乎有50%的销售额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比如，那些造汽车的、造车床的这些制造行业，50%的销售额用来支付工人工资。“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0%左右。”
如果生产一辆车全部用的是机器，那么这样就会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原因很简单：富人可以省更多的钱，富人有机会去雇佣机器人，就算你为机器人征税，他们可能也愿意出这笔钱。但是穷人丧失了工作的机会，那么怎么办呢？
建议
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和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看到周围的财富那么多，自己却在经历财务困境，两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拉大时，要么责怪自己没有从他们所相信的社会机遇中受益，要么指责什么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这两种选择分别指向了绝望和愤怒。
无论如何，当今美国的绝望情绪正在上升，并且已经变得致命。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空前上升，预期寿命也在下降。2015年、2016年和2017年，所有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下降。这个严峻的趋势只存在于美国白人，尤其是他们当中没有大学学位的那些人中。除白人外，美国所有种族的死亡率都在下降。
死亡率的增加，是由美国中年白人男女‘绝望致死’”，“例如，因酒精或者药物中毒自杀、酒精性肝损伤，还有肝硬化导致的死亡逐步增加，加上解决其他致死问题（包括心脏病）的进展放缓所导致的。”
那怎么办？这背后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就是各国政府可能都需要反思我们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革命。那时候，美国总统是里根，英国是撒切尔，这两个人非常痴迷于经济的增长，从而造成了持续的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眼光全都盯在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件事上。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调整一下思路，我们能够更加重视人、更加重视有没有人的收入得到了提升，那可能就跟过去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含义，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如果现在不设法采取行动，设计能够帮助人们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中生存并保持尊严的政策，那么公民对社会应对该问题的能力的信心，则可能会被永远破坏。这使设计有效的社会政策并提供充足资金显得更加紧迫。
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不要只盯着国内生产总值去看，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人的效用、人的使用、人的尊严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