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读书笔记
作者阿兰·德波顿，英伦才子型作家，生于1969年，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富商家庭，父亲会说9国语言，他也继承了这种高智商，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随后在哈佛大学研读哲学。他最擅长用哲学视角解读日常生活，撰写通俗易懂的著作。他也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专栏作家和 TED 演讲者，别人科普，他则致力于“哲普”，普及哲学。这本书并非一本充满学术语言的“高深”著作。它用通俗、有趣的语言，为现代人解读了“身份”的前世今生，以及我们为什么会为“身份”而焦虑。
“身份”这个词在这本书中更多的还是指一种社会地位，一种当代人追求的功名利禄。为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势利”，对于金钱和时尚的欲望之壑为何总也填不满？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身份的焦虑呢？在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惊叹于德波顿广博的知识，那信手拈来的典故和风趣的点评，为你从多个视角展现了人类的“身份”观念；另一方面，你会渐渐审视自我，发现许多已经在你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开始动摇和解体。
身份的焦虑是什么
作者认为，现代人种种压力的来源，看似是对物质财富的担忧，但本质上是对一种更抽象的东西，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古往今来都存在，但在现在更为严重，是人类在发展中付出的代价。我们生活中见到的很多现象，究其动机，其实都是为了缓解身份的焦虑。
为什么？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觉到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我们总爱拿自己的成就与被我们认为是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身份的焦虑便缘此而生了。
比如，你的好友兴冲冲地告诉你一个消息，说他升了职、他的书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参加聚会时，朋友告诉你他开了一家新公司，这些都是身份的焦虑。
其实比别人差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你该升职升职，但还是让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其中就是身份在作怪。这里的身份，指的其实是你的地位，你跟他人比较时的相对位置。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那么，焦虑是怎么产生的呢？
爱和尊重
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格外在意物质，是因为物质能带来大量情感反馈，衣食一旦无忧，累积的财物、掌控的权力就不再是我们在社会等级中追求成功的关键要素，我们开始在意的其实是显耀的身份为我们赢得的“爱”。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而是社会地位的背后的情感反馈。
比如，你希望自己写的文章有很多点赞，关注，朋友聚会聊起你的时候是羡慕嫉妒的，别人对你的崇拜，从而对你产生尊重。
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惯常将社会中位尊权重的人称之为“大人物”，而将其对应的另一极呼之为“小人物”。
这两种“标签”其实都荒谬无稽，因为人既以个体存在，就必然具有相应的身份和相应的生存权利。但这样的标签所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是区别对待的。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面临着大大小小的身份挑战，比如，跟同学、同事的攀比。其实攀比也是一种对身份的自我判断，我们的价值是高是低，很大程度上要靠比较。往往比较的人是与我们同一个层级的人。为什么？
比如，你跟世界首富比，有意义吗？能比的过吗？而如果跟朋友、同事比，一样的阶层，一样的起点，如果他们混的都比你好，你会不会感觉到焦虑呢？人家都已经升职加薪了，你还是一个基层员工。
也就是说，只有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态度才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你只有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比他们多，得到他们的积极评价，才能体会到身份带来的快感。富豪们是否也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攀比的对象是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我们所有人的做法都并无二致，故而即使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人都富裕，到头来还是觉得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势力倾向
书中有这一句话：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冰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尽管也有朋友和爱人承诺说永不抛弃我们，即便在我们破产和名誉扫地之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共同度过，现实却相当残酷：我们身边多的是势利小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势利的眼神下生活。这句话无情的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自然迅速地随之改变。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受贵族朋友的邀请共进晚餐，他的朋友是德·圣卢侯爵。他先到了餐馆，而他的侯爵朋友还没到。他到餐馆时，餐馆的招待见他穿着寒酸，听姓氏也非名门望族，断定是一个小人物来到了他们的地盘。他们表现得相当倨傲，把他领到一个在寒风口的桌位，对他的服务相当冷淡。等贵族朋友到了以后，招待立马改变了态度，卑躬屈膝大献殷情，开始讨好他，帮他调整了一个又暖和、又安静高雅的位置。
在现实社会中同样会碰到这种情况，其实，这些势利小人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这种害怕还能世代相传。上一辈的人定会向下一代灌输低下的社会地位就是一种悲剧的观念，使下一辈不可能在感情上轻易摆脱低下的身份就意味着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着卓越的思维定势。
过度期望
想象一下，你居住在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里，但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我们也会接受。即便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房间还有暖气供应，但对自身的处境亦无太多的哀怨。但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融乐的家庭，一份舒适的工作，但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住的房子比我们大，工作更优裕，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生发强烈的不幸感。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我们感到自己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焦虑，甚至愤恨会接踵而来。
这就是过度期望的结果，我们期望自己的生活比别人优越，自己比别人过的好。即便我们每天都会经验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19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个自尊公式：自尊等于实际成就除以自己的期望。可见成就越小，期望越大，自尊就越低。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往上高一级，我们遭受羞辱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一分。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生活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再没有人会比那些不再风光的影星、风头已过的政客更痛苦了。这一算式同时也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外界的影响因素导致我们无法做到这两点，媒体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感到不焦虑，没有压力。
精英的崇拜
对精英的崇拜社会对财富的追逐，还催生了一种提倡消费的文化。媒体在吹捧消费，广告更是在用你买的东西来给你贴标签，把你分成各种群体。为什么富人喜欢买豪华跑车？这是因为当代社会的营销理念就在大力推崇身份这个概念，营销者希望高端消费者把自己的产品当成一种彰显身份的工具，并希望诱惑其他消费者因为向往更高的身份，而对这些产品产生渴望。
比如，富人会住豪宅，某个楼盘卖房子的点，是你可以给孩子创造优越的环境，可以结识更多的名人等等。
我们拼命追逐身份、成功，成功却是个特别脆弱的东西，除了需要努力，还受时机、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那么，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可成功并不容易获得和保持。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身份的焦虑呢？作者给了我们几条小建议，我们来看一下。
哲学
世上有一种公式认为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决定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而任何侮辱，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使我们蒙羞。而上述哲学家只是采取了一种方式，来应对这个公式中与传统尊严原则毫无关系的不良因素。在与他人观点的关系中，哲学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形象地描绘成为一个盒子：公众的观点，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首先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然后把正确的观点赋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错误的观点一笑置之，将其摒弃在外，从而不使其产生任何伤害。哲学家把这个盒子称为“理性”。
社会还是不承认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身份很低怎么办？后来的哲学家又开发出了另一个武器：理性的遁世，也就是避免世俗交往。这一派认为公众通常是盲目的，他们的观点很容易受到感情、经历、文化背景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批评我，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我，那么我也不必与他们多费口舌。哲学遁世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建议年轻人学会享受孤独。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完全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而是建议人们避开外界的侵扰，遵循内心的良知来行事。
宗教
在西方社会里以基督教为代表。基督教之所以被那么多人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民知道，虽然现实中贵族的身份是自己无法奢求的，但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当农民和贵族死了之后，他们都会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他们的灵魂是高尚还是卑鄙，与身份是无关的。
当我们被俗世中的攀比折磨得苦不堪言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出一个我们谁都无法比较的存在，比如神、大自然。与神相比所有人都是渺小的尘埃，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基督教就这样缓解了身份的焦虑，这种方法在如今的西方社会仍然有用。这种纾解身份焦虑的方式是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对如今的中国社会，其实也一样有用。我们中很多人出去旅游，目的之一就是散心。
波西米亚
19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发，而此时短发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
他们反抗传统，不按社会主流标准生活，不关心面包的价格，而更关注艺术和情感。他们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绝不是积累财富和提升身份，而是作为个体，去更好地感知和认识世界，他们也拒绝接受主流对失败的定义。无论社会怎么看他们，他们都能看到自己的价值，也就解决了身份焦虑的问题。
艺术
通过创作来抒发，美术界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曾经绘画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建立于17世纪的法国美术学院提出了标准，认为最高大上的是历史和宗教题材，之后是王室贵族的肖像，再差一点的是风景画，那些描绘老百姓生活情景的画是最不上档次的。
18世纪以来，一些画家的注意力开始落在更加平凡、琐碎的事情上，有人画给病人剥鸡蛋的女仆，有人画意大利城市的屋顶，有人画草地上的牛，他们希望发掘日常生活中的美，而这些美与财富毫无关联。
绘画再也不是为身份服务的了，而渐渐成为画家表达自我，甚至批判身份标准的工具。这种改变虽然是崇尚精英的社会促成的，但它反过来也会对这种社会将物质财富与成功划等号的价值观提出挑战，这种更加关注私人体验的倾向一直延续到现在。
阿诺德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艺术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绘画或电影，可庄可谐，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地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生活状态。它们有助于引导我们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鉴于最需要批判的莫过于我们对身份以及如何获得身份的态度，因此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古今中外有众多的艺术家通过各自的作品，对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质疑。艺术史充满了对身份体系的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是讥讽的、愤怒的、抒情的、沮丧的或幽默的。
比如，小说。我们会看到有的角色身份高却无恶不作，有的角色身份低却品格高尚。有些社会精英之所以身份显赫，的确是凭借了努力，但也采取了不义手段。
在文学界，还有一个就是悲剧作品。悲剧之所以特别打动人心，是因为它抓住了人类情感上的软肋。很多悲剧都涉及身份的丧失，比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你会看到一个人是如何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生活的。
一个好的悲剧，是让观众心生怜悯，思考他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然后回想自己的生活，提高警惕。因此，一个好的悲剧，其中悲剧性人物必然不能是罪大恶极，而是一个有着常见优点和缺点的普通人，而造成悲剧的原因，也通常是普通人都会有的缺点，或者是一念之差，甚至可能是天意弄人。这样一来，悲剧可以警示人们，你现在拥有的身份其实是很脆弱的，而你自己就带着可能毁灭它的东西，那么人们就会对真实生活中丧失身份的人多一分同情和理解，对身份的标准也不再非黑即白。
身份的焦虑如同所有欲求一样，对身份的渴求有其效用：能激励我们竭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促进卓越者，使我们远离社会中有不良癖好的人及固执的人从而归属于一般的价值体系。然而，同所有欲求一样，过分的渴求也是致命的。对待这个问题最为有益的方式兴许是尽力去理解和讨论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