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慮-讀書筆記
作者阿蘭·德波頓，英倫才子型作家，生於1969年，他出生於一個猶太富商家庭，父親會說9國語言，他也繼承了這種高智商，畢業於劍橋大學歷史系，隨後在哈佛大學研讀哲學。他最擅長用哲學視角解讀日常生活，撰寫通俗易懂的著作。他也是一位文學評論家、專欄作家和 TED 演講者，別人科普，他則致力於「哲普」，普及哲學。這本書並非一本充滿學術語言的「高深」著作。它用通俗、有趣的語言，為現代人解讀了「身份」的前世今生，以及我們為什麼會為「身份」而焦慮。
「身份」這個詞在這本書中更多的還是指一種社會地位，一種當代人追求的功名利祿。為什麼我們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同？是什麼讓我們變得「勢利」，對於金錢和時尚的欲望之壑為何總也填不滿？我們到底怎樣才能克服這種身份的焦慮呢？在閱讀這些文本的時候，一方面，你會驚嘆於德波頓廣博的知識，那信手拈來的典故和風趣的點評，為你從多個視角展現了人類的「身份」觀念；另一方面，你會漸漸審視自我，發現許多已經在你腦海里根深蒂固的東西，開始動搖和解體。
身份的焦慮是什麼
作者認為，現代人種種壓力的來源，看似是對物質財富的擔憂，但本質上是對一種更抽象的東西，身份的焦慮。身份的焦慮古往今來都存在，但在現在更為嚴重，是人類在發展中付出的代價。我們生活中見到的很多現象，究其動機，其實都是為了緩解身份的焦慮。
為什麼？原因甚為簡單，身份的高低決定了人情冷暖：當我們平步青雲時，他人都笑顏逢迎；而一旦被掃地出門，就只落得人走茶涼了。其結果是，我們每個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覺到別人並不怎麼喜愛或尊敬我們時，就很難對自己保持信心。我們總愛拿自己的成就與被我們認為是同一層面的人相比較，身份的焦慮便緣此而生了。
比如，你的好友興沖沖地告訴你一個消息，說他升了職、他的書上了暢銷書排行榜。參加聚會時，朋友告訴你他開了一家新公司，這些都是身份的焦慮。
其實比別人差並不會有什麼影響，你該升職升職，但還是讓很多人都不能接受，這其中就是身份在作怪。這裡的身份，指的其實是你的地位，你跟他人比較時的相對位置。身份的焦慮是一種擔憂。擔憂我們處在無法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範保持一致的危險中，從而被奪去尊嚴和尊重，這種擔憂的破壞力足以摧毀我們生活的鬆緊度；以及擔憂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等級過於平庸，或者會墮至更低的等級。那麼，焦慮是怎麼產生的呢？
愛和尊重
什麼意思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格外在意物質，是因為物質能帶來大量情感反饋，衣食一旦無憂，累積的財物、掌控的權力就不再是我們在社會等級中追求成功的關鍵要素，我們開始在意的其實是顯耀的身份為我們贏得的「愛」。我們想要的不是物質，而是社會地位的背後的情感反饋。
比如，你希望自己寫的文章有很多點讚，關注，朋友聚會聊起你的時候是羨慕嫉妒的，別人對你的崇拜，從而對你產生尊重。
獲得他人的愛就是讓我們感到自己被關注，注意到我們的出現，記住我們的名字，傾聽我們的意見。我們慣常將社會中位尊權重的人稱之為「大人物」，而將其對應的另一極呼之為「小人物」。
這兩種「標籤」其實都荒謬無稽，因為人既以個體存在，就必然具有相應的身份和相應的生存權利。但這樣的標籤所傳達的信息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對處在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是區別對待的。
他人對我們的關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於人類對自身價值的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完全受制於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隨時面臨着大大小小的身份挑戰，比如，跟同學、同事的攀比。其實攀比也是一種對身份的自我判斷，我們的價值是高是低，很大程度上要靠比較。往往比較的人是與我們同一個層級的人。為什麼？
比如，你跟世界首富比，有意義嗎？能比的過嗎？而如果跟朋友、同事比，一樣的階層，一樣的起點，如果他們混的都比你好，你會不會感覺到焦慮呢？人家都已經升職加薪了，你還是一個基層員工。
也就是說，只有你身邊的人對你的態度才會影響你的生活質量，你只有發現自己擁有的東西比他們多，得到他們的積極評價，才能體會到身份帶來的快感。富豪們是否也會受到身份焦慮的困擾？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們攀比的對象是與他們同等地位的人。我們所有人的做法都並無二致，故而即使我們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的人都富裕，到頭來還是覺得一無所有、兩手空空。
勢力傾向
書中有這一句話：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們得在這滿是勢利鬼和冰冷麵孔的世間爭取一個位置，這些人的影響是使我們產生身份焦慮的關鍵所在。儘管也有朋友和愛人承諾說永不拋棄我們，即便在我們破產和名譽掃地之時，他們也會和我們共同度過，現實卻相當殘酷：我們身邊多的是勢利小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他們勢利的眼神下生活。這句話無情的揭露了這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勢利者最關注的無非是權力，一旦權力的分配發生了改變，他們所崇拜的對象亦會自然迅速地隨之改變。
舉個例子：
有一個人受貴族朋友的邀請共進晚餐，他的朋友是德·聖盧侯爵。他先到了餐館，而他的侯爵朋友還沒到。他到餐館時，餐館的招待見他穿着寒酸，聽姓氏也非名門望族，斷定是一個小人物來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表現得相當倨傲，把他領到一個在寒風口的桌位，對他的服務相當冷淡。等貴族朋友到了以後，招待立馬改變了態度，卑躬屈膝大獻殷情，開始討好他，幫他調整了一個又暖和、又安靜高雅的位置。
在現實社會中同樣會碰到這種情況，其實，這些勢利小人傲慢的背後藏着的無非就是恐懼。由於總是感覺自己不如別人，因此才要想方設法讓別人覺得他不如自己。這種害怕還能世代相傳。上一輩的人定會向下一代灌輸低下的社會地位就是一種悲劇的觀念，使下一輩不可能在感情上輕易擺脫低下的身份就意味着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着卓越的思維定勢。
過度期望
想象一下，你居住在一間透風漏雨、周圍環境極差的小屋子裡，但只要我們清楚和自己層次相當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這時我們也會接受。即便社會中的貴族住在規模宏大的莊園裡，房間還有暖氣供應，但對自身的處境亦無太多的哀怨。但如果我們有了一個融樂的家庭，一份舒適的工作，但我們在一次同學聚會上發現一些老同學住的房子比我們大，工作更優裕，我們回家後反倒更容易生發強烈的不幸感。如果我們的比照群體比我們更加優越，更有成就，我們感到自己原本應該取得更大的成就，從而，焦慮，甚至憤恨會接踵而來。
這就是過度期望的結果，我們期望自己的生活比別人優越，自己比別人過的好。即便我們每天都會經驗到許多不平等的對待，但我們並不會因此而妒恨每一個比我們優越的人。有些人的生活勝過我們千倍萬倍，但我們能心安無事。我們妒嫉的只是和我們處在同一層次的人，世上最難忍受的大概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比我們成功。
19世紀末，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個自尊公式：自尊等於實際成就除以自己的期望。可見成就越小，期望越大，自尊就越低。我們對自己的期待往上高一級，我們遭受羞辱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一分。因此我們所理解的正常生活決定了我們的幸福指數。再沒有人會比那些不再風光的影星、風頭已過的政客更痛苦了。這一算式同時也隱含了兩種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對自己的期望。外界的影響因素導致我們無法做到這兩點，媒體告訴我們說只要我們願意努力，我們可以成為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感到不焦慮，沒有壓力。
精英的崇拜
對精英的崇拜社會對財富的追逐，還催生了一種提倡消費的文化。媒體在吹捧消費，廣告更是在用你買的東西來給你貼標籤，把你分成各種群體。為什麼富人喜歡買豪華跑車？這是因為當代社會的營銷理念就在大力推崇身份這個概念，營銷者希望高端消費者把自己的產品當成一種彰顯身份的工具，並希望誘惑其他消費者因為嚮往更高的身份，而對這些產品產生渴望。
比如，富人會住豪宅，某個樓盤賣房子的點，是你可以給孩子創造優越的環境，可以結識更多的名人等等。
我們拼命追逐身份、成功，成功卻是個特別脆弱的東西，除了需要努力，還受時機、環境和人為因素的影響。那麼，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我們的社會地位取決於我們能否成功，可成功並不容易獲得和保持。貧窮本身就是一種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會裡，貧窮更是一種羞辱。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我們應該如何應對身份的焦慮呢？作者給了我們幾條小建議，我們來看一下。
哲學
世上有一種公式認為別人對我們的想法決定我們對自己的想法，而任何侮辱，無論正確與否，都會使我們蒙羞。而上述哲學家只是採取了一種方式，來應對這個公式中與傳統尊嚴原則毫無關係的不良因素。在與他人觀點的關係中，哲學引入了一個新的因素，這一因素可以形象地描繪成為一個盒子：公眾的觀點，無論積極還是消極，首先納入其中進行分析，然後把正確的觀點賦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錯誤的觀點一笑置之，將其摒棄在外，從而不使其產生任何傷害。哲學家把這個盒子稱為「理性」。
社會還是不承認我們，還是認為我們的身份很低怎麼辦？後來的哲學家又開發出了另一個武器：理性的遁世，也就是避免世俗交往。這一派認為公眾通常是盲目的，他們的觀點很容易受到感情、經歷、文化背景的限制，也就是說，他們批評我，是因為他們不理解我，那麼我也不必與他們多費口舌。哲學遁世主義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他建議年輕人學會享受孤獨。這種觀點並不意味着完全斷絕與社會的聯繫，而是建議人們避開外界的侵擾，遵循內心的良知來行事。
宗教
在西方社會裡以基督教為代表。基督教之所以被那麼多人接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民知道，雖然現實中貴族的身份是自己無法奢求的，但按照基督教的觀點，當農民和貴族死了之後，他們都會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他們的靈魂是高尚還是卑鄙，與身份是無關的。
當我們被俗世中的攀比折磨得苦不堪言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請出一個我們誰都無法比較的存在，比如神、大自然。與神相比所有人都是渺小的塵埃，我們都是一樣的沒有高低之分。基督教就這樣緩解了身份的焦慮，這種方法在如今的西方社會仍然有用。這種紓解身份焦慮的方式是存在於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對如今的中國社會，其實也一樣有用。我們中很多人出去旅遊，目的之一就是散心。
波西米亞
19世紀初期，有一群特立獨行的人在西歐和美國開始引人注目。他們衣着樸素，生活在比較便宜的城區里；他們博覽群書，好像並不在乎金錢；他們中的多數人性情憂鬱；他們投身於藝術和感情，而非商業和物質上的收益；他們有時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傳統規則；他們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髮，而此時短髮尚未成為時尚。人們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
他們反抗傳統，不按社會主流標準生活，不關心麵包的價格，而更關注藝術和情感。他們認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絕不是積累財富和提升身份，而是作為個體，去更好地感知和認識世界，他們也拒絕接受主流對失敗的定義。無論社會怎麼看他們，他們都能看到自己的價值，也就解決了身份焦慮的問題。
藝術
通過創作來抒發，美術界經歷過這樣的過程。曾經繪畫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建立於17世紀的法國美術學院提出了標準，認為最高大上的是歷史和宗教題材，之後是王室貴族的肖像，再差一點的是風景畫，那些描繪老百姓生活情景的畫是最不上檔次的。
18世紀以來，一些畫家的注意力開始落在更加平凡、瑣碎的事情上，有人畫給病人剝雞蛋的女僕，有人畫意大利城市的屋頂，有人畫草地上的牛，他們希望發掘日常生活中的美，而這些美與財富毫無關聯。
繪畫再也不是為身份服務的了，而漸漸成為畫家表達自我，甚至批判身份標準的工具。這種改變雖然是崇尚精英的社會促成的，但它反過來也會對這種社會將物質財富與成功劃等號的價值觀提出挑戰，這種更加關注私人體驗的傾向一直延續到現在。
阿諾德認為，偉大的藝術作品絕對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亂語，而是一種途徑，這種途徑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中隱藏在心靈深處的緊張和焦慮。藝術作品，小說、詩歌、戲劇、繪畫或電影，可莊可諧，能夠在不知不覺當中，潛移默化地向我們揭示我們的生活狀態。它們有助於引導我們更正確、更審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鑑於最需要批判的莫過於我們對身份以及如何獲得身份的態度，因此我們就會毫不奇怪地發現，古今中外有眾多的藝術家通過各自的作品，對人們在社會中獲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質疑。藝術史充滿了對身份體系的不滿，這種不滿可以是譏諷的、憤怒的、抒情的、沮喪的或幽默的。
比如，小說。我們會看到有的角色身份高卻無惡不作，有的角色身份低卻品格高尚。有些社會精英之所以身份顯赫，的確是憑藉了努力，但也採取了不義手段。
在文學界，還有一個就是悲劇作品。悲劇之所以特別打動人心，是因為它抓住了人類情感上的軟肋。很多悲劇都涉及身份的喪失，比如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你會看到一個人是如何親手毀掉自己的幸福生活的。
一個好的悲劇，是讓觀眾心生憐憫，思考他為什麼會落得這樣的結局，然後回想自己的生活，提高警惕。因此，一個好的悲劇，其中悲劇性人物必然不能是罪大惡極，而是一個有着常見優點和缺點的普通人，而造成悲劇的原因，也通常是普通人都會有的缺點，或者是一念之差，甚至可能是天意弄人。這樣一來，悲劇可以警示人們，你現在擁有的身份其實是很脆弱的，而你自己就帶着可能毀滅它的東西，那麼人們就會對真實生活中喪失身份的人多一分同情和理解，對身份的標準也不再非黑即白。
身份的焦慮如同所有欲求一樣，對身份的渴求有其效用：能激勵我們竭力發揮自己的才能，促進卓越者，使我們遠離社會中有不良癖好的人及固執的人從而歸屬於一般的價值體系。然而，同所有欲求一樣，過分的渴求也是致命的。對待這個問題最為有益的方式興許是盡力去理解和討論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