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煩惱-讀書筆記
《天生的煩惱》。是一本關於人類進化知識的科普書，作者從基因學的角度解釋了人種問題，進一步解構了進化和社會體制、歷史現象之間的關係，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人類文明的全新視角。
社會能促進人的進化
我們知道，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生物物種在自然選擇的壓力下，會通過遺傳來篩選基因，如果有個生物突變出了更適應環境的基因，那它的後代就能更好地生存下去。除非物種滅絕，這種進化是不間斷的。那人類也是生物的一種，理論上進化也不會停止。這個問題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然而，現在學界有一種觀點卻是，人類的進化在幾千年前就停止了。現在人類的幾個主要種族，雖然有一些生物特徵上的差別，比如皮膚和毛髮的顏色，但這些差別在文明開始前就已經固化了。而且幾千年的時間雖然很長，但放在進化的層面來說，還是太短暫了。所以這個觀點認為，不同種族在行為習慣上的不同，完全是由於文化的不同導致的。
但作者指出，這種觀點其實是在自欺欺人，違背了科學精神。學者們之所以不願意承認進化在持續，是因為生物進化程度必然會有地域性的差異。如果說人類進化沒間斷，就等於承認，不同民族進化的程度不一樣。這個結論就很容易出問題了，因為歷史上的種族主義者們，一直在為「種族有好有壞」尋找科學依據。他們認為，進化優越的種族，天生有統治權，而攜帶所謂「劣等基因」的民族，就沒有生存的權利。
二戰爆發前，歐洲有7萬多名遺傳病人被執行了死刑，二戰期間更有600多萬猶太人被納粹屠殺，直到現在，一些國家的民族矛盾依然很尖銳。所以，一但在基因層面確立起「種族」的概念，就很可能被這些野心家利用起來，煽動種族主義的論調。但科學研究發現，人類的進化明顯就是沒有中斷的，而且進化速度可以很快。作者說，現在非洲裔美國人的祖先，是在16世紀到達美國的，但只經過了幾代人的繁衍，他們的基因就適應了美國的環境。
比如有一種抵抗瘧疾的基因突變，原本在非洲人中很普遍，但它突變的頻率，在今天的非裔美國人體內越來越低，因為美國沒有瘧疾，不需要這些突變。相反，抵抗流行性感冒的基因，它突變的頻率，變得越來越普遍。這說明在最近的幾百年裡，自然選擇還在發揮作用，非裔美國人的進化並沒有停下來。
另外，進化也確實表現出了很強的地域性。斯坦福大學的一個團隊，最近用一種叫「DNA 芯片」的裝置，研究了人類基因的分布情況。結果發現，歐洲90%以上的人，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不超過700公里的範圍里，也就是說，他們幾乎都是在出生地找對象、生育後代，然後一直生活到死亡。這說明歷史上，基因並不能大範圍地交流，地理上相隔比較遠的人群，就會各自積累不同的基因突變。那麼，那些對生存有益的突變，經過日積月累，頻率就會變高，久而久之，不同人群的特徵區別就會越來越大。
比如，在我們大多數人體內，用來分解乳糖的酶，在我們斷奶後就會消失。因為農業社會的嬰兒一旦過了哺乳期，就很少能接觸到奶製品，也就不需要這種酶了。但在五千年前，中歐出現了一個遊牧文明，這些人學會了養牛，經常喝生牛奶，對這些民族來說，能吸收牛奶里的乳糖，就會帶來很大的生存優勢。所以經過自然選擇，現在幾乎所有的荷蘭人和瑞典人，都有這種分解乳糖的能力。研究還發現，離這些遊牧文化中心越遠，這種基因突變就越弱。此外，那就是進化影響了不同民族的智商發育。 比如，猶太人，這個民族雖然人口很少，卻產生了許多諾貝爾獎得主和傑出的人才。智商測試發現，德系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全球最高的，每一千個猶太人里，就有23個人的智商在140以上，這個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研究發現，他們的基因中有一系列特殊的突變，會讓神經元產生更多的網絡，但同時也會導致某些遺傳病，這和猶太人的生理特徵非常吻合。那麼，為什麼德系猶太人，比當地的歐洲人智商高這麼多呢？
研究團隊發現，歷史上，猶太人流落到歐洲後，普遍受到歧視，很難進入上流社會，所以逐漸形成了從事貿易行業的傳統。因為古代的數學工具比較原始，經商放貸所需要的計算利息、擬制合同，屬於相當高端的技能，對智力的要求很高，這就對猶太人產生了很強的進化壓力。在當時，9成的歐洲人都是文盲，但同時期的猶太人，基本上人人都會讀書寫字。與此同時，猶太教義反對教外通婚，猶太人的基因交流，被限定在了本民族內，和高智力相關的基因就以很快的速度累積了起來。就這樣，那些智商低下、不願意讀書識字的猶太人，一代又一代地從社會中剔除出去，只用了五百年時間，大概20代人的進化，德系猶太人的平均智商，就比當地歐洲人高出了16分。
作者說，對一個種族的成就而言，基因雖然會造成一定影響，但遠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就算是證明了一個種族比另一個種族更聰明，又能怎麼樣呢？猶太社會並不比歐洲更先進，在文明的影響力上更是差得遠。相反，我們對人類進化的研究越全面深入，就越能發現優勢基因和缺陷基因時刻並存。並沒有一個種族，能在任何環境下都保持所謂絕對的進化優勢，所以，我們研究種族之間的進化差別，不僅不會助長種族主義，反而有助於破除種族主義的偽科學。
遺傳和進化影響着社會體制
那麼，既然社會能促進我們的進化，進化能不能反過來影響社會形態呢？作者認為人類的遺傳和進化，不僅有生物屬性，也包含了社會屬性，基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社會體制的演進。因為從本質上講，形成社會體制的根源，是人類本能的社會行為。
比如，開展商業貿易，不管是簡單的以物易物，還是複雜一點的債務抵押，出發點都是人類「交換互利」的本能。不過，我們如果縱向比較就會發現，我們和自己的祖先，在本能的社會行為上其實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和社會體制的發展是相對應的，作者為我們總結了三種變化。
暴力傾向的減弱
越是在先進的社會，人們越需要學會和平共處，一起從事生產和生活，而不是好勇鬥狠。按照發展的先後順序，在過去20萬年裡，人類經歷了「狩獵——採集」社會、部落社會、封建社會和現代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人作為一種動物，暴力的本能在不斷弱化。和原始人相比，現代人的骨骼變得越來越薄，而且下顎也變得越來越小，甚至容納不下所有的牙齒，所以，現在很多人要把智齒拔掉。
人類學家認為，我們之所以失去祖先那種粗壯的骨骼和有力的下顎，是因為暴力不能再帶來生存上的優勢了，那些好鬥分子，不是被處死了就是被流放了。而那些善於團結協作的人會變得更富裕，能留下更多的後代。統計顯示，英國男性的謀殺率從12世紀的0.3%降低到了16世紀的0.1%，在18世紀，進一步降低到了0.01%。而在一些原始部落里，比如巴拉圭的阿奇部落，這個比例高達1.5%。
如果表現在基因上，科學家也發現了一種和暴力有關的基因，它的作用是清除人體內多餘的神經遞質。一旦它發生異常，那累積起來的神經遞質就會擾亂神經元，讓人表現得暴躁易怒。研究發現，有5%的美國黑人存在這種基因異常，而在美國白人中這個比例只有0.1%。但同時作者也謹慎地強調，這項研究還處在初級階段，控制暴力性的基因其實還有很多，不能僅憑其中一個基因，就去說某個種族更暴力。
社會越先進，人們的合作意識越強
最初的原始人和動物一樣，經常為了搶奪食物自相殘殺，也就談不上什麼合作。進入「狩獵——採集」社會之後，人們需要獵殺大型動物，保衛自己的領地，合作就變得重要起來了。這樣的社會持續了18.5萬年，直到一萬五千年前，人類逐漸開始定居，進入了部落社會，這要求人們更加緊密地合作，才能從事農業生產、宗教活動和戰爭。而到了後來，大多數的法律和道德觀念都在告訴人們，要成為實現共同理想的一分子，這就更需要合作意識了。
研究發現，如果一個一歲半的小孩，看到一個陌生的大人，因為手裡捧着東西沒辦法開門，他會馬上試着提供幫助。如果發現大人丟了東西，剛滿一周歲的小孩子，就懂得幫忙指出來。這種意識顯然不是後天學習來的，只能用遺傳來解釋，說明人類從一出生，就有融入一個小集體的願望，然後通過集體的意志來達到目標。而一旦我們不被身邊的人認可，就會不自覺地感到難堪，臉頰也會變紅。因此，與他人合作已經變成了我們的天性，而且，社會發展程度越高，人的合作意識就越強。
「信任半徑」越來越大
對陌生人的信任範圍，隨着社會的進步，人們的信任半徑越來越大了。醫學家發現，人體內有一種叫「催產素」的神經荷爾蒙，它可以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所以又叫「信任荷爾蒙」。因此，我們對他人的信任程度，不完全取決於人生閱歷，也和體內的激素有關。有趣的是，在越先進的社會，人們的信任半徑就越大。
作者認為，這一定和我們體內控制催產素的基因存在某種聯繫。在狩獵——採集社會裡，人們只信任自己的家人，對家庭以外的人就懷有敵意。進化到部落社會後，人們的信任半徑局限在自己的部落里。這些部落通過血緣團結在一起，每個成員一旦遇到任何問題，也只能向部落求助。現在，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更樂意和陌生人交朋友，這樣就能在更大的範圍里勞動和生活。而這樣的國家，都在很早以前就脫離了部落社會，進入了封建時代。
比如，中國從黃河流域發現的半坡文化，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六國，部落社會持續了至少七千年。秦朝通過郡縣制管理人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原先的六國貴族，和他們所代表的部落宗族，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在之後的兩千多年裡，中國人已經在基因上，擺脫了部落對人際交往的局限性。所以在最近的半個世紀裡，中國人能夠迅速地適應現代社會制度，發展出繁榮的經濟和文化。
但相比之下，非洲的現代化之路就顯得很坎坷。大多數非洲國家都很窮，即使這些國家資源豐富，每年都接受大筆的國際援助，發展也依然很緩慢。有人認為這是殖民主義的惡果，但作者覺得，歐洲人撤出非洲也有半個世紀了，同樣的時間裡，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非洲各國還是貧窮落後的老樣子。作者認為，這些國家之所以窮，就是因為缺乏現代國家包容性的社會體制，這很可能和非洲人的信任半徑小有關。非洲在歷史上一直停留在部落社會，沒有進入過封建時代。對他們來講，部落之外的人是不能信任的，小孩子從小就聽父母說，自己的部落總是對的，酋長比國家總統更靠譜。所以就算這個小孩當上政府官員，也會首先想着以權謀私，為他的家族和部落牟利。這一切都導致了權力壟斷和政治腐敗，和中國春秋時期的部落制諸侯國很像。而信任半徑和基因相關聯，在幾代人的時間裡很難改變。
當然，和文化的巨大推動力相比，基因對體制演化的影響要小得多。如果把一個出生在非洲部落的嬰兒，帶入現代社會培養長大，那這個嬰兒就能通過後天的學習，變成一個現代人，先天的基因，不會對他融入現代社會產生太大障礙。但如果基因上這種微小的影響，作用於整個民族，效果就會被放大。因此，一個非洲人在文化的影響下，可以順利地變成現代人；而一個落後的非洲民族，卻很難移植先進的社會制度，起決定作用的，很可能就是控制暴力性、合作意識、信任半徑的某些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