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意義—讀書筆記
這是一本寫給普通人看的經濟學著作。作為一位經濟學家，姚洋老師在書中用我們身邊的事例生動有趣地講解了效用、機會成本、價格、規模經濟等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並梳理了經濟學的發展脈絡，介紹了經濟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等，以幫助讀者構建對經濟學的完整認知。
同時，他還解答了讀者最為關心的幾個問題，如：學經濟學能賺錢嗎？學了經濟學到底能做什麼？普通人學經濟學的意義是什麼？等等。他提出，學經濟學能培養邏輯思維能力，讓我們從人性的底層邏輯出發，思考社會是如何運作的。
從本質上說，經濟學是一種解釋世界的思維工具，而這種解釋代表的是平均狀態，是一般的情況。但是如果你想要賺錢，只知道平均狀態是不行的，賺錢必須關注極值。比如，判斷哪個風口、哪個機會、哪個項目、哪個時機，這些都要關注長尾的、短期的、小概率的情況，要敢於冒險。只知道平均的情況，是不夠的。
那既然是這樣，普通人還有必要學經濟學嗎？我們學經濟學的意義在哪兒呢？有哪些經濟學思維是值得多數人去了解的？一個國家又為什麼需要經濟學呢？這本書就回答了這些問題。
經濟學對普通人的意義
1988年1月，姚洋第一次跟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見面。那是一個雪天，姚洋從北大換了兩次車，才到林毅夫當時在北京西直門住的那個招待所。談話間，林毅夫問了他一個問題，說如果你打算從新疆挑點西瓜，運到北京賣，你是買當地最好的西瓜呢，還是買次一等的西瓜呢？
這個問題，實質上是經濟學中價格理論的一個經典的問題。根據價格理論，應該買最好的西瓜。為什麼呢？因為運費是固定的，那好西瓜、壞西瓜稱重是一樣的，但是好西瓜在北京能賣到更高的價格，所以相對成本就下降了，利潤率也就提高了。
這個例子，能折射出普通人了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經濟學是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的一個重要的工具。姚洋說到國發院的一個經濟學雙學位項目，辦學的目的是給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提供普及性的經濟學教育。
參與雙學位項目的學生當中，有一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對姚洋說：「姚老師，我聽了經濟學原理課之後，看世界的方法完全變了。這個世界和我以前看的不一樣了，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情。」姚洋說，這其實就是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幫你跳出自己原本局限的視角，幫你增加一個看世界的角度。所以，對一般人來說，有必要學習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書里，他也給出了一些，值得多數人了解的經濟學思維工具。
機會成本
這是經濟學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每一個選擇都有成本，那些因為選擇而被放棄的收益，就叫作機會成本。《敏捷軟件開發宣言》中有一個原則：「簡化是必不可少的，技巧是能不做就不做。換句話說，不管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我們應該只專注於那些能夠帶來價值的步驟。每一個非必要的步驟都伴隨着機會成本，因此，每去除一個非必要步驟，都會使我們獲得更多時間、精力和腦力，並將它們用於重要事項之中。
比如，答應和一個想跟你建立聯繫的人一起吃飯，就是同意花上60分鐘的用餐時間，外加往返餐廳和尋找停車位的時間，那麼這段時間對你的價值大嗎？如果答案是「是」，那麼你就可以去做。 再比如，某地方政府有一筆錢，用來給自己建了新的辦公大樓。經濟學家說，這樣太浪費了。官員說我沒浪費，我買了建材，還雇了工人。那些建築商、工人都獲得了收入，沒有浪費。
但問題是，這些錢本來可以用於產出效率更高的事情上，比如投到科研上、助農項目上，等等。在這裡，經濟資源的機會成本，實際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造成了看不見的經濟損失，經濟學裡也叫「無謂損失」。
不管是個體還是國家，做決策的時候都要考慮機會成本。姚洋說，年輕人容易犯的錯誤是，什麼好處都想要，不肯付出選擇的機會成本。而在理解了機會成本的概念之後，我們就會明白，任何決策都有機會成本，這樣再做選擇的時候就可以更加的釋然。
邊際思維
經濟學思維和普通人思維的最大差別，就在於這個邊際思維。普通人思考問題，往往關注個大概的情況，或者只能看到一些個別的情況。但是經濟學家認為，這不是思考市場總體行為的正確方式。我們應該採用邊際思維，也就是，永遠要關注市場中最後一個人的行為，或者最後一個產品的情況。
比如，大概在20年前，很多地方的市內高速公路是收費的，後來才逐漸地取消收費。很多人以為，取消收費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因為在20年前，買車還是比較稀罕的事情。人們覺得，買得起車的人，不會在乎這五塊錢的高速費。但現實是，取消收費之後，市內高速上跑的車多了很多。
這說明，有很多人對這幾塊錢還是很敏感的。是哪些人呢？實際上就是那些處在「邊際」上的人，他們的收入可能剛好就處於能負擔起車價的邊緣上。那這幾塊錢，就會對他們的決策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邊際思維對於我們平時工作也很有用。如果你要銷售產品，或者推出一個方案，那麼你對邊際一定要一清二楚。有些人你不去做他的工作，他照樣會買這個產品，會同意你的想法。還有一些人，你花多大的力氣，他們也不會買賬。那在這兩類人身上，你都不要花太多的時間，你應該主攻那些，對產品想買又不買，或者對你的方案猶猶豫豫的人。你應該多花精力，想辦法把這些人轉變過來。
邊際思維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給定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考慮一個因素的變化會帶來什麼變化。在日常生活當中，很多人可能遇到問題，會感覺是一團亂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思考。經濟學家會先把這個事情理一遍，確定哪一個因素或者哪幾個因素是需要主要考慮的，然後給定其他因素不變，只變動這一個或者幾個因素，去看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除了這幾個思維工具以外，書里還講到了效用、反饋、價格等工具。對於多數人來說，掌握這些核心的思維工具，也能給自己搭建起一個基本的經濟學思維框架了。
經濟學對國家的意義
我們知道，在中文裡，「經濟」就來源於「經世濟民」這個詞。那麼，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學問嗎？很多人可能會這麼認為。一些學經濟學的人呢，也會時不時地把這個詞掛在嘴邊。但姚洋認為，這個說法是對經濟學的過譽。
不可否認，很多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帶有「經世濟民」的成分的。但是，還有一些經濟學家，並不是研究這些東西，而是在研究比較微觀的東西。比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他分析家庭內部的分工，什麼時候太太應該出去工作，什麼情況下太太應該待在家裡。
從學科目的來看，經濟學是一種用來解釋世界的工具。進一步講，它不是奔着改造世界去的，所以經世濟民也並不是經濟學的理想。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經濟學是近幾百年才發展起來的。姚洋認為，說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學問，有些過譽了。那麼在國家這個層面，經濟學起什麼作用呢？
預測經濟動向
有種常見的觀點是，經濟學能幫我們預測經濟動向，提供前瞻性的建議。但是，在這件事上，經濟學家好像也經常讓大眾失望。比如，經濟學家沒有預測到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等金融危機開始之後，一些經濟學家還表現出了異常的樂觀。
姚洋說，林毅夫2008年5月去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金融危機實際上已經開始了。但是8月，他見到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伯南克還是信心滿滿，因為他自己是研究1929年大蕭條的。他說，他們已經知道了金融危機是怎麼回事，也知道怎麼對付它。但後來，危機排山倒海地來了，伯南克也沒多少辦法。最後救美國的不是美聯儲，而是美國財政部。
在金融危機過後，英國女王曾經給皇家經濟學會寫信，問經濟學家們為什麼沒有預見到這次金融危機。皇家經濟學會當時的會長貝斯利，硬着頭皮給女王寫了一封回信。回信很委婉說：經濟學家是不做預測的。
在這一點上，姚洋是比較認同的。經濟學家的預測能力確實不足，尤其不善於預測像金融危機這樣劇烈的變化。如果是一個趨勢性的事物，那經濟學家可以依靠已有的數據，外推它的未來趨勢。但是，對於出現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的情況，只靠過去的數據根本就沒法預測。所以，從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說，它並不擅長做預測。
為國家的大政方針建言獻策
經濟學家主要會從經濟效率的角度提供建議，但政治決策要考慮是方方面面的，經濟效率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並且在某些時候還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在一個重要決策上，決策者要聽來自很多不同領域學者的建議，經濟學家提供的只是其中的一些參考。
而且，即使是給經濟問題提建議參考，經濟學家也有自己擅長和不擅長的領域。經濟學擅長一個典型的就是理性計算的作用比較顯著的東西。比如市場交易，這是大家都要用理性來計算的。
比如，1984年，中國糧食大豐收，這是因為，包產到戶之後，大家的生產積極性很高。那個時候，政府會給農民派糧食徵購任務，徵購價是固定的。農民完成徵購任務之後，還可以向國家賣「超購糧」，這個價格是比徵購價要高很多的。這樣就能起到鼓勵生產的作用。這實際上用的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邊際思維。但那個時候的政策制定者，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在用邊際思維。 1984年糧食大豐收，政府對超購部分有多少收多少。但是因為超購部分實在是太多了，財政受不了了。於是政府決定，1985年起要取消超購，統一收購價格。按照1984年徵購和超購的糧食比例，在原有的價格基礎上做一個加權平均，確定新的糧食收購價格。政府的想法是，只要老百姓生產同樣多的糧食，能賺的錢還是一樣多，所以糧食產量是不會因為改革而下降的。這使用的是平均思維。
當時，經濟學家宋國青認為，如果這麼做的話，1985年糧食產量會大減，但當時沒有人相信他。宋國青認為，在糧食產量上，起作用的是超購價。農民實際上是對超購糧做出反應。這用的就是邊際思維，意識到人們是在邊際上做出反應，而不是在平均意義上做出反應。取消超購的話，在邊際上，農民的生產就會往回收縮。結果，1985年果然出現了糧食大減產。這是經濟學家使用邊際思維做理性計算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然例子還有很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面臨兩個挑戰，一個是經濟轉軌，另一個是經濟發展。在這樣一個巨變的時代，中國經濟學家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涉及理性計算的場景當中，比如交易、競爭、產權、創新，等等。但是也有時候，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沒有產生良好的效果，反而讓情況更糟了。
比如，西方對非洲的援助。幾十年下來，成效很小。為什麼呢？一個原因就是，非洲很多地方，連國家認同都沒有。20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才紛紛獨立。很多人都不認為自己屬於某一個國家，他們忠誠的仍然是他們自己的部落。在這種情況下，給他們的援助，最後很可能落入了軍閥的手裡，落入了腐敗官員的手裡，或者當權者部落那裡，對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起不到什麼作用。這就是經濟學家不了解政治、社會，還有制度造成的失敗案例。 再比如，「休克療法」就是在一夜間，把一個國家的制度重新換一遍。然而，當把一個國家的制度推翻的時候，就會產生制度的真空。因為新的制度想要落地運作起來，需要的時間是很長的。在這個過程中，生產組織就會瓦解，出現巨大的衰退。這是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休克療法」失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相比較而言，在中國經濟學家提出的建議當中，失敗的例子就少一些。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因為採納了經濟學家的建議，導致比較大的失誤的情況，還是比較少的。姚洋說，這是因為，我們比較務實，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地去摸索，這就不容易犯大的錯誤。
姚洋認為，不管對於哪個國家來說，走務實主義這條路都是比較好的。不奢求畢其功於一役，而是不斷地摸索，漸進地調整。因為我現實世界是複雜的。政府出台一個政策，老百姓會做出反應，這很可能就會抵消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效果。自然界也是這樣。
姚洋認為：務實主義的答案是最好的。也就是，本來就不存在絕對的、最終的因果關係，所有因果關係都是臨時性的。所以，為了節約成本，觀察到一定程度之後，我們就可以給出一個暫時性的總結，然後再去實踐和觀察，然後不斷地修正。
政府政策應該不做畢其功於一役的事情，而是採取漸進的方式，不斷地去摸索，做政策微調。
